行有选择集权，实行分税制、中央银行制度改革等，但在政治方面，除了加强党管干部制度之外，并没有发生有选择集 权。最近这几年来，为了加强宏观调控，各方面的集权运动又在发生。

要跳出集权与分权之间的恶性循环、建设有效的中央地方关系，就必须继续在经济上深化和改革有选择集权的基础上，在政治和法律制度上也进行有选择 性集权。国土范围、多民族国家、地方差异等因素要求中央政府必须具有足够的权力，国防、外交、暴力、涉及整体国家的法律、整体经济调控等权力必须集中到中 央来。对这些权力，中央政府要不惜一切代价加以维持，但是不能仅仅把地方政府视为中央的派出机构。地方政府也是政府，必须具有自治的空间。也就是说，地方 政府也必须拥有足够的政治和法律权力来对地方进行有效的管治。凡是涉及地方事务的领域，中央政府要把权力下放给地方。在一些领域，如果中央出政策，地方出 钱，事情就不会办得好。这些领域的权力还是下放给地方为好。现在的局面是，那些有利可图的领域，中央的官僚机构就想出各种办法来集权，但对那些对国家非常 重要却要花钱的领域，中央官僚机构就没有动力来集权，千方百计地要把这些领域推给地方。与地方争利是中央地方矛盾的一大根源。

权力下放给了地方，地方就会腐败，怎么办?这就要求权力在下放给地方的同时，也必须下放给社会。没有社会的被赋权，地方的腐败就会变得不可遏 制。在中国，现在反腐败主要依靠中央政府，没有自下而上的动力，也没有来自社会的外在制约。即使来自中央政府的制约也是一种内部制约，而如果没有来自外部 社会的制约，内部制约就会无效。这些年有很多研究表明，中央政府在老百姓眼中的合法性程度远比地方政府大。其中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地方政府直面老百姓， 老百姓对地方的腐败有太多的不满。要解决这个问题，上面所谈到的社会民主就变得非常重要。社会民主就会给地方政府造成有效的压力，增加地方政府的透明度， 使得地方政府对其下辖的人民负责。很显然，在这个意义上，社会民主实际上是有利于中央权力的。

对社会赋权的重要性，有关方面并不是没有认识，但很多人总是恐惧于社会权力。这是因为人们总是把社会权力和政府权力对立起来，好像两者是一对矛 盾。其实并不然。唐朝的柳宗元就明确看到了人民的权力可以是皇帝权力的基础。在今天更是这样。如果中央政府要对地方有权力和权威，就必须把自己的权力基于 社会权力之上。也有一些人担心，社会权力的增加会导致社会的失序。但这里我们强调的是社会的制度化权力，是基于宪政之上的社会权力。

社会权力不仅仅是指社会参与政治的权力，也是社会参与经济生活的权力。例如，社会权力必须替代各级地方政府的经济垄断。现在各级政府都在搞垄 断。垄断在中央层面还说得过去，因为一些经济部门具有战略重要性。但越到下面，垄断就越变样，到了地方，垄断仅仅意味着政府与民争利。哪里有利可图，哪里 就有政府垄断。必须下大决心改革中央垄断和解散地方垄断。中央垄断领域即使必要，也越少越好。可以把一些领域下放给社会，建立类似于西方发达社会的政府- 社会伙伴关系。而地方的垄断就必须全面下放给社会。只有这样做，中国才能够营造一个有利于中小企业发展的经济环境。中小企业是民生经济的基础，是解决收入 差异的最有效的经济手段。

中国的渐进民主化

尽管中国的民主政治还面临很大的问题，在理论层面，各方面也没有一定的共识。但是从经验面来说，中国民主发展模式已经基本形成。在很大程度上，中国的民主理论远远落后于民主的实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