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十七大还提出了建设和谐社会，这是个转变点。小康社会必须通过继 续的经济改革来取得，没有继续的发展，总体社会发展水平就会停滞不前，说不定还会退回到贫穷社会主义。所以十七大提出发展还是第一要务。

十七大尽管强调发展仍然是第一要务，但和谐社会概念的确立，标志着社会改革正式成为头等议程。社会改革一方面要纠正从前的经济发展模式，使得经 济发展变得更具有可持续性，因此是深化经济改革;另一方面，社会改革也要为将来的主体政治改革创造条件。任何一个有效的民主政治必须具备有效的社会政治基 础设施，包括社会保障、医疗保险、教育和环保等等方面，这个设施是通过社会改革来实现的。

如果说在经济改革阶段，政府的权力主要建立在推动经济发展从而提高人们生活水平的基础上，那么在社会改革阶段，这个权力基础将转移到主要向社会 提供政府服务上，就是说由发展型政府转型到服务型政府。实际上，随着政府公司化所带来的种种弊端和社会冲突的增加，服务型政府的社会诉求已经凸现。

社会的改革意味着基本国家制度的建设。这些方面的基本国家制度非常重要。中央政府必须承担建设国家层面的制度的责任，不能把责任推给地方。如果 中国不能建立这些可以提供现代国家服务的制度，那么就很难成为一个现代国家。很自然，无论是向服务型政府转型还是建立现代社会制度，都必须通过政治改革来 进行。但这里的政治改革显然并不是指选举政治，选举政治是无法建立这些制度的。这些制度的建成往往是通过自下而上的压力和自上而下的制度创新。

社会改革的成功不仅可以为下一步主体政治改革提供基础，而且也是一种民主化的动力。西方国家也经历了这样一个过程，从早期的原始资本主义到福利 资本主义或者社会主义成分的资本主义，都是通过社会改革得到实现的，而社会改革的动力则来自社会本身。尽管中国不会原封不动地重复西方经验，但从现在的发 展趋势来看，也不可避免要走这一过程。 这里必须重视的是中国近年来的改革疲乏现象。中国各级政府官员也一直在大唱改革，更不乏雄心壮志，但一旦表达于政策和行动层面，则很难见到行之 有效的改革举措。实际上，就改革本身而言，在很多方面，很多人的感觉是目前已经陷于泥潭。方方面面的改革，比如政府机构改革、职能转变和规制型政府建设、 以发展民生经济为核心的经济结构调整、医疗保险、社会保障、教育改革、环境友好型社会等等改革，谈了很多年了，但一直进展不大或者止步不前。

在推进社会改革方面，最重要的是要建设好中央和地方的关系。中国传统国家数千年的历史从来就没有解决好中央地方关系。皇帝是统而不治，中央权力 到达不了地方。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中央权力第一次达到各个角落，中央权力从理论上说巨大无比，但到了地方可能无影无踪。因为地方的差异性，中央政府 所发动的任何改革，不管其多么合理，也很难在每一个地方都得到实施。我认为，中国的中央地方关系从理论上说是单一制中央集权国家，但实际上是行为联邦制， 中国各个省份的实际权力要比任何联邦制下的州政府大得多。就是说，中国的权力一直处于一个分权状态，中央政府拥有名义上的权力，而地方享受实际权力，正是 因为权力的分散状态，才要求单一制国家来维持国家的统一。

上世纪80年代讲得最多的就是分权与集权之间的矛盾，这就是一放就乱、一乱就收、一收就死、一死就放的恶性循环。现在好长时间不谈论这个问题 了，但这个问题实际上继续存在，并且越来越严重。要解决中央地方关系问题，有选择性的集权变得不可避免。邓小平南巡之后，中国发生了激进的分权运动，结果 导致宏观经济调控问题。朱镕基在经济方面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