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所以它们之间的关系不但代替商品交换的关

［９］（Ｐ．１０２）

系，而且代表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但是，众所周知，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研究是以生产为中心的。在生产、流通、分配和消费各个环节的关系上，马克思明确地把生产置于中轴位置，“如果我们把生产和消费看做一个主体的或者许多单个个人的活动，它们无论如何表现为一个过程的两个要素，在这个过程中，生产是实际的起点，因而也是居于支配地位的要素。消费，作为必需，作为需要，本身就是生产活动的一个内在要例如，马克思在其关于异化的讨论中，就包含了金钱所造成的交换价值愈益加剧的抽象化的论述。早在枟１８４４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枠中，马克思就注意到金钱在商品世界中的转换与替代功能，“货币是一种外在的、并非从作为人的人和作为社会的人类社会产生的、能够把观念变成现实而把现实变成纯观念的普遍手段和能力……因为货币作为现存的和起作用的价值概念把一切事物都混淆和替换了，所以它是一切事物的普遍的混淆和替换，从而是颠倒的世界，是一切自然的性质和人的性质素。但是生产活动是实现的起点，因而也是实现的居于支配地位的要素，是整个过程借以重新进

行的行为。”［１０］（Ｐ．７４４）

马克思的物化－拜物教理论是在预设了生产活动的优先性地位的情况下，对物与物的关系遮蔽人与人关系的指认。随着资本主义消费领域相对自主性的加强，马克思建立在拜物教理论基础上的物化批判与其对生产活动优先性的强调产生了某种程度的裂痕，因为它暗示着交换价值以金钱或资本的形式获得某种独立，“对商品拜物教的分析是围绕着一种隐喻进行的，那就是将社会与历史现象具体化为‘自然现象’。由于商品的交换掩盖了商品生产的过程，市场规律掩盖了通过具体的人的活动与关系对规律相似物的构建，非拜物教化的话语将生产与交换、使用价值与交换价值、人类的构建活动与文化中的现象对立起来……改变了马克思授予生产的本体论的优先权。生产领域并不是如同本质之对现象一样支持流通领域。随着生产领域不断增进的合理化和生产与交换的日益集中，垄断资本主义开始发展成一种社会现实，所有的反差都消失了，除现在之外的各种选择都变得令人难以置

信。”［１１］（Ｐ．１０７－１０８）

而马克思的物化－拜物教批判本身也包含了对由交换关系所构成的人类世界变化及社会关系重组的揭示，这就为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意义上的物化－拜物教批判过渡为列斐伏尔、鲍德里亚等人的符号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提供了可能。

二、马克思对商品世界的符号分析

有学者指出，“与符号学结合最顺理成章的是马克思主义；符号学本质上是批判性的，它把符号意指，看成文化编织话语权力网的结果，与马克思

主义的意识形态批判，精神上至为契合。”

［１２］（Ｐ．１５）

事实上，无论是意识形态批判，还是异化、物化与拜物教批判，马克思都无意中贯穿着符号分析。

的混淆和替换。”

［１３］（Ｐ．１５４－１５５）

马克思在其政治经济

学研究中提出了商品的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的区

分，使用价值对应于商品的自然存在，交换价值对应于商品的社会存在，它可以脱离商品的自然存在而具有某种独立性，“价值的第一个形式是使用价值，是反映个人对自然的关系的日用品；价值的第二个形式是与使用价值并存的交换价值，是个人支配他人的使用价值的权力，是个人的社会关系”

［５］（Ｐ．１２４－１２５）

。但是由于资本主义生产以交换为

目的，商品便获得了脱离使用价值的一般存在，“产品成为商品；商品成为交换价值；商品的交换价值是商品内在的货币属性；商品的这个货币属性作为货币同商品相脱离，取得了一个同一切特殊商品及其自然存在形式相分离的一般社会存在。”

［５］（Ｐ．９１）

马克思甚至认为，“商品是否能够转化

为货币，是否能够同货币相交换，它的交换价值是否能够实现，取决于本来和作为交换价值的商品毫不相干的、不以它为转移的各种情况。商品转化的可能性取决于产品的自然属性；货币转化的可能性是和货币作为象征性交换价值的存在结合在一起的。”

［５］（Ｐ．９２－９３）

可见，在对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中，马克思已经注意到商品交换的符号性和象征性，“商品的交换价值在价格上得到的只是观念的存在，在货币上得到的只是代表性的、象征性的存在。这样，交换价值只是表现为想象的或用物代表的东西，它除了在商品本身中物化着一定量劳动时间以外不具有任何现实性。因此，表面上看来，价值符号直接代表商品的价值，它不表现为金的符号，而表现为在价格上只表示出来、在商品中才实际存在的交换价值的符号。但是，这个表面现象是错误的。价值符号直接地只是价格的符号，因而是金的符号，它间接地才是商品价值的符号。……强制通用的国家纸币是价值符号的完成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