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斐伏尔注意到二战后的资本主义控制并组织了消费，社会是按照消费而不是生产组织群体，所以他把在其他社会学家那里分别加以研究的技术、消费者、丰裕、闲暇作为一个整体加以考察，提出“消费受控的科层制社会”（ｔｈｅｂｕｒｅａｕｃｒａｔｉｃｓｏｃｉ－ｅｔｙｏｆｃｏｎｔｒｏｌｌｅｄｃｏｎｓｕｍｐｔｉｏｎ）这一概念。列斐伏尔批评索绪尔的语言学把意义放在所指上，从而把语言转变成实证的东西，而马克思的枟资本论枠则在资本主义现实关系中考察能指和所指的关系，把交换视为可以脱离其内容（劳动力）的存在，为的符号、幸福和爱的符号为生；符号和意味取代了现实，这就有了大量的替代物”

［１７］（Ｐ．１０８）

。虽然资

产阶级对工人阶级的压迫和剥削加深了，但是由于消费替代了生产，成功地消解了工人阶级的阶

级意识，使得这种压迫关系变得模糊了。

列斐伏尔的符号政治经济学批判为他的学生鲍德里亚所继承和发展。鲍德里亚比列斐伏尔走得更远，他质疑马克思对生产活动基础性地位的认定。鲍德里亚认为在生产主义语境中，消费被想象成一种休闲、舒适，而个人仅仅被视为一种生分析资本主义社会消费的状况提供了基础。

列斐伏尔考察了近代以来能指、所指与指称物关系的变迁。他发现１９世纪中期语词与句子的关系以指称物为依据，到了２０世纪之后，随着声、光、电等现代技术的发展，能指链走向瓦解，人们对世界的感知不再依赖于指称物，而让位于功能性的技术客体所营造的符号图景。由于“真正的”指称物被驱逐了，语言成为唯一的指称物。在一个商品主导的社会中，语言获得了自足的存在，能指链失去了和所指的关系，商品拜物教向符号拜物教转变。“伴随着文化的支离破碎以及交换价值对使用价值的支配，语言与符号逐渐脱离它们所指涉的对象……语言反过来成了现实的最高本质，一种能够自我复制语言的元语言”

［１６］（Ｐ．３１８）

。

技术语言对世界编码，调节能指、所指之间的关系，形成“符号－物”体系的语言异化。列斐伏尔以公共宣传品（ｐｕｂｌｉｃｉｔｙ）为例，指出其不仅提供了

一种消费的意识形态，而且创造了一种消费者的“自我”形象，让他在行动上实现自己并使自己与理想形象保持一致，但其实际是建立在对事物的想象性存在的误认的基础上。公共宣传品以诗性的方式侵入经验，激发人们的消费欲望，使物品的消费和符号的消费连为一体。“消费主要与符号而不是与商品本身相联系。”

［１７］（Ｐ．９１）

例如商品广告

便采用了文学的修辞手法，产生吸引消费者眼球的假象（ｍａｋｅ－ｂｅｌｉｅｖｅ），使消费者成为消费主义意识形态的俘虏。消费者把被煽动起来的欲望投射到物品之中，填平了真实和假象的鸿沟，模糊了现实和想象的界限。这样一来，“文化”就成了这个社会消费的物件，因为消费品巧妙地利用虚构、假象来进行包装。“符号消费值得我们给与特别的关注……每种物体和产品都获得了双重性的存在，即可见的和假象的存在；凡是能够被消费的都变成了消费的符号，消费者靠符号，靠灵巧和财富

产的力量，其实“消费不仅要在结构的意义上被界定为交换体系和符号体系，同时还要在策略的意义上被界定为一种权力机制。”

［１８］（Ｐ．７０）

他认为不应

把消费视为生产的一种功能，相反，消费力本身就是一种生产力的结构模式。在鲍德里亚眼中，使

用价值反而是符号的交换价值的结果，“物不仅是一种实用的东西，它具有一种符号的社会价值，正是这种符号的交换价值才是更为根本的———使用价值常常不过是一种对物的操持的保证（或者甚至是纯粹的和简单的合理化）。”

［１８］（Ｐ．２）

进一步说，

由于鲍德里亚把符号分析纳入交换研究中，符号

交换的物品不依赖于使用价值，而依赖于与其他符号的差异关系。他认为资本主义的消费“建立在符号／价值的交换模式之上，即在差异性交换的基础之上，同时也就是建立在有区别的物质载体，以及由此产生的潜在的共同体的基础之上。”

［１８］（Ｐ．１０９）

显然，鲍德里亚把物的效用不是归为

有用性，而是社会符号的编码，对这一象征性符号价值的消费是一种能指拜物教。

比如奢侈性消费或炫耀性消费就是为了显现身份或威望，珠宝、艺术品甚至半自动洗衣机换成全自动洗衣机，这类消费都带有炫耀的性质，与物品的有用性无关，而标志着身份等级。所以他指责马克思的商品拜物教是对交换价值的崇拜。这样，鲍德里亚便把马克思对商品消费的生产性的物性功能的分析引向对物品功能性要素及权力关系的分析，从而对他所指认的马克思探讨的商品生产中发生的使用价值与交换价值关系的生产性消费的政治经济学发起了挑战。我们知道，总体来看，马克思是从生产过程的分配关系上来理解消费力的，“社会消费力既不是取决于绝对的生产力，也不是取决于绝对的消费力，而是取决于以对抗性的分配关系为基础的消费力；这种分配关系，使社会上大多数人的消费缩小到只能在相当狭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