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界限以内变动的最低限度。这个消费力还受到追求积累的欲望的限制，受到扩大资本和扩大剩余价值生产规模的欲望的限制。”也就是说，马克思是把消费作为生产活动的一个部分或环节来看待的，没有预料到消费社会的来临，所以鲍德里亚对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批评有一定的道理。在枟象征交换与死亡枠中，鲍德里亚指责马克思的经济学为古典经济学，因为在那里“使用价值作为交换价值系统的远景和目的性而起作用”，而消费社会是一个仿像社会，商品结构具有自主［７］（Ｐ．２７２－２７３）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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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不依赖于参照价值和使用价值，“参照价值为了惟一的价值结构游戏的利益而被摧毁了。结构维度自主化，参照维度被排除，前者建立在后者的死亡之上。生产、意指、情感、实体、历史等各种参照都终结了……现在是另一个价值阶段占优势，即整体相关性、普遍替换、组合以及仿真的阶

段。”［１９］（Ｐ．３－４）

甚至“劳动不再是生产性的，它变为指派给劳动的再生产，这是一个甚至不知自己是否愿意生产的社会表现出来的总习性。……劳动就这样被掏空了自己的能量和实体，作为社会方阵的模式复活了，并且把政治经济学的其他所有

范畴都带入代码的随机领域。”

［１９］（Ｐ．１１－１２）

应当说，列斐伏尔对资本主义社会的符号政治经济学分析还是借用符号学的一些概念和方法来思考资本主义从生产向消费转向过程中发生的问题，大的方面没有脱离马克思对于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框架。鲍德里亚则不然，他摒弃了物质生产的基础性地位甚至商品的有用性本身，把商品社会归结为符号交换统治的王国，甚至设想原始的礼物关系或象征性交换的复归，其视野已经转向符号学本身。这种分析虽然还带有从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脱胎而来的痕迹，却明显地走向对马克思思想本身的背离与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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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稿日期：２０１３－１０－１０　责任编辑　申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