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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方向,把“宗教自由”作为处理与他国外交关系的准则之一,为文化外交赋予了新的内涵。可以说,行为是观念的奴仆,人的观念支配着他的行为。一个民族、国家的价值观念在一定程度上左右着这个民族、国家的对外政策。美国是一个宗教色彩浓厚的国家,宗教哲学在一定程度上会影响到其对外政策。托克维尔说过:“在每一种宗教之旁,都有一种因意见一致而与它结合的政治见解。”[3](P333)作为将宗教信仰自由观奉为圭臬的美国,宗教信仰自由理念必然会和国家的对外政策相结合。

冷战期间,宗教对国家政治的干预以及对世俗社会的渗透都在客观上被限制到最低限度。进入20世纪80年代之后,世界各大宗教进入了一个全球性的复兴时期,对国家政体、外交政策及社会生活的干预加大。冷战结束后,随着原有世界地缘政治版图的松动和重组,世界各主要宗教势力更加积极地介入各国、各地区的主流政治生活,甚至成为国际政治格局多元化现实中不容忽视的一股力量,对这些国家和地区政局及国际关系产生着越来越深刻的影响。针对冷战后世界宗教政治化的这种趋势,有学者把这一时期称为“世俗化的后宗教时代”,也有学者认为这是“宗教在当代社会的蜕变”[4](P42)。

针对冷战后全球性的宗教复兴运动,亨廷顿认为,当人类进入到21世纪之后,将遇到一个宗教的世纪。在他看来,除了西欧以外,世界各地的人们都回归到宗教信仰中寻求安慰、指导和认同,到处可见“上帝的复仇”。在这场全球性的宗教复兴运动中,他把穆斯林世界的身份认同形象地比喻为一个U字形:最强烈的认同感,一头是家族、氏族和部落,另一头是伊斯兰教以及自己所属的教派,而对国家的忠诚通常较弱,只有很少的人例外[5](P14-15)。作为一个具有宏观视野的国际政治学者,亨廷顿坚信其一贯奉行的文化分析法,从文化的视角提出了冷战后国际政治四点突出的变化。第一,文化替代意识形态成为界定国家身份的重要标志。冷战结束后,以种族、宗教、语言等传统为标志的文化成为界定国家身份的主要标志。第二,冷战后遍及全球的宗教复苏。20世纪更多的是一个世俗世纪。但是,在20世纪末,一切都变了。遍及全球的宗教复兴造成宗教冲突与迫害。第三,冷战中是两极世界,而冷战后是多极世界,即一超多强的世界。第四,冷战后国际社会的冲突更多地局限于民族之间,民族之间的冲突远远高于国家之间的冲突[6](P1-4)。尽管亨廷顿的这种分析视角还存在很大的争议,但他从文化视角,尤其是从宗教文化视角对冷战后国际政治的解读,却为国际学术界吹来了一阵清新的凉风。 宗教复兴必然伴随着宗教迫害。这种迫害既存在于世俗世界与精神世界之间,也存在于宗教团体内部。世俗集团对宗教集团的歧视与迫害,宗教集团之间的暴力行为在世界各地蔓延,这种现状引起了国际社会,尤其是美国这个“肩负有上帝使命的世界警察”的高度关注。20世纪70年代,美国曾经以人权为旗帜,对世界其他国家的人权状况提出质疑。20世纪90年代,在世界范围内宗教冲突加剧的情况下,美国又为人权外交寻找到“新的增长点”——把奉行宗教信仰自由作为人权外交新的目标。

冷战结束之后,美国政界要人在涉及宗教问题的重要讲话中,多次把宗教自由与人权相联系,强调宗教自由在人权中的重要性。1997年3月,克林顿在一次演讲中指出,宗教自由是美国人的第一自由,它首先体现在美国的《人权法案》中。为此,克林顿特别提到了美国开国先辈杰斐逊的墓志铭。克林顿指出,杰斐逊在其墓碑上并没有写上自己曾经是美国总统、副总统、国务卿,而是弗吉尼亚大学的创立者、独立宣言的起草人与弗吉尼亚宗教自由法的作者[7]。在1998年出台的IRFA中,该法第二部分“调查与政策”中阐述人权与宗教自由的关系时明确指出:“宗教信仰与活动自由是一个普遍的人权和基本的自由。”[8]1999年1月14日,在美国宗教自由日前夕,克林顿总统发表的讲话中提道:“宗教自由是一个基本的人权,每一个国家、政府都必须遵守。促进所有民族的宗教自由,反映我们对这个目标的坚实承诺应该继续成为我们外交政策的一个中心环节。”[9]美国国务院出台的《2000年国际宗教自由报告》的前言中指出,宗教自由是美国人生活与公共政策的核心,是《权利法案》中所提到的人的第一自由,它体现出国父一代将宗教自由列为自由基石的想法。该报告强调,美国政府将促进人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