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比较视野下的绿色发展(5)

制定与落实相关法令的“拖后腿者”。再比如，由欧洲议会委托著名的联邦德国乌普塔尔气候、环境和能源研究所撰写的《欧洲绿色新政：以绿色现代化走出危机》研究报告（2009）明确宣称，生态现代化是欧洲摆脱经济与金融危机和维持长期繁荣的政策首选。另一方面，近年来欧盟竭力试图把自己的绿色经济与技术优势转化为全球气候变化谈判中的政治实力。至少从20 世纪90 年代中期起，欧盟及其核心国家已经成为全球气候变化应对中的绿色领袖。而无论从政治理念、预期收益还是既有成效来说，生态现代化都是阐释欧盟目前的国际气候谈判立场（即所谓的“ 202020”）的恰当理论/ 话语。可以说，生态现代化至少在一定程度上已经成为一种超国家层面上的欧盟现象。

日本虽然没有广泛使用“生态现代化”这一术语，而是更多使用“公害处置”、“循环经济”、“可持续发展”等提法，但鉴于其先进的绿色经济技术研发与推广和卓有成效的环境法律政策管理，我们可以将其划归以欧盟为主的“生态现代化”的绿色发展模式。

（二）美澳加的生态行（法）政主义模式以美国、澳大利亚和加拿大等国为代表的“新大陆”工业化国家属于另外一种类型，可以大致将其概括为生态行（法）政主义的绿色发展模式。一方面，由于自然地理的原因，这些国家拥有比欧洲大陆更为优越的自然生态条件或相对较小的工业发展的环境压力（即隶属于所谓的“幸运国家”）。概言之，无论是在人类社群内部还是人与自然界之间，都存在着相对较为温和的环境（资源）竞争。另一方面，由于这些国家的历史文化传统（崇尚个人主义）与政治制度特点（联邦制），由国家或其他层面上的政治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