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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ＵＥＳＴＣ（ＳｏｃｉａｌＳｃｉｅｎｃｅｓＥｄｉｔｉｏｎ）０ｃｔ．２００８，Ｖ０１．ｔＯ，Ｎｏ．５

宫崎氏与宇都宫氏都将东洋史看作与西洋史独立且平行的体系（尽管体系或相似或不同），东洋中世尤其是中国中世社会的地位与评价被提升，日本在东洋历史中的地位则无法体现。宫崎与宇都宫说引起Ｅｔ本学界众多争议，更不为一些坚信“脱亚入欧”人士所乐意，他们在承认东洋史学科独立的同时，要努力证出在东洋史领域内，日本由于“具有”进一步进化的资格，通过与西欧相似的从封建制发展到资本主义近代化的道路，已成为东方（东洋）世界的主角。

前田直典的《古代中亚的终结》所理解的世界史与宫崎、宇都宫氏都有距离，前田氏要将中古社会形态安排到它“本来”的位置上。按内藤分期，中国的中世最早始于五胡十六国，大约在公元三四世纪时，这比Ｅｌ本十二三世纪才开始进入中世社会早了八九百年的历史。这八九百年的文明差距使日本被放在了蒙昧的时代中，这样，在东洋史上的中国地位太突出，无法将中国中世史与日本、朝鲜中世史接续起来。而将东洋的历史描绘成连续、有机的整体序列，是前田氏的最初目标。而要建立这种有机联系，势必要打破内藤说对古史分期的初认识。前田氏选择以宇都宫与宫崎氏作为论辩对手，不满宇都宫“所谓古代和中世的‘内含的’差异”的论述，认为古代与中世应该有性质上的明确区分。其次，以加藤繁“奴隶一佃农说”作为支持，反对宫崎市定“隶农一佃农说”，认为自战国、秦汉直至隋唐前中期，并没有一个以隶农为主要劳动生产力的时期，这一时代体现的是中国社会的古代性，直到唐末开始才进入到中世，佃农成为主要的劳动力。

前田氏将中国中世由唐中期以前转移到唐末以后，这样，“东亚各国中，中国的古代在九世纪前后结束，而同样事件在十二三世纪左右的朝鲜和日本”【３］。东洋历史成为一个连续体，前田又由此突出日本的地位，“在东亚的日本和朝鲜虽然石器时代的结束和中国有大差，古代统一国家的形成期亦有七八世纪以上的相隔，但到了古代的结束和中世的开始，相差已缩为三四世纪，而到了近世、日本和中国更几乎处于平行位置”Ｈｏ。论说中，日本与中国文化的差距越后来越被缩小，近代处于平行的地位，相比与中国社会发展日趋缓慢，显示出Ｅ１本社会发展的强大后劲，一快一慢，表现了日本非以中国文化为精神内核，两种文化性质不相一致。后来，石母田正接续前田氏未完成的工作，著有《中世世界的形成》论说，认为中国是不彻底的封建国家，又认为中国的封建国家是与西欧、日本的封建国家并存的另一种形态。

西岛定生将研究领域放在前田分期的“古代”（秦汉至唐前中期），归纳中国古代具有特殊的奴隶制形态特征，“在于氏族共同体瓦解，父家长的家内奴隶制产生，非劳动奴隶制，与佃作形态的假田制相伴，这种佃作关系是以家内奴隶制为轴心的存在体，这种家内奴隶制与佃作制相互补充的结构体，就是中国型的奴隶制”【４Ｊ。而在《中国古代帝国形成考察之一汉高祖及其功臣》一篇中，考察刘邦集团结构特征，认为皇帝与臣下的关系具备了豪族与家内奴隶关系类似的结构。在中国古代，父家长家内奴隶制为主要形态。

仁井田陧主要研究领域在前田说所论之中世，他是最早主张宋以后封建制说的学者之一，将中世社会、封建制社会、农奴制社会三者作同义语。唐以前的奴隶以及奴隶化不完全的佃客是在称为右姓大族的大土地所有者经营中的基本耕作劳动力。唐代在数量上看仍是奴隶制盛行，但由于生产力水平的上升，奴隶制生产已向农奴制生产发展，新型大地主阶级即新官僚出现，这种农奴制的典型表现即所谓的“随田佃客”。从法律史的角度对佃户制即农奴制的完善做了努力，认为在宋代的法中，地主与佃农之间存在“主仆之分”，而且地主与佃户妇女通奸不受一般人之间的法律制裁，这是考虑到了其佃户身份，虽与奴隶、部曲有所不同，但毕竟不具有与一般人同等的法的身份。中国社会也许不存在封建制，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中国中世连同作为封建制基础的农奴制也不存在‘引。

共有的世界史视域，“比较类型学”研究方法，皆以西方史作为参照。从宫崎开始，将东洋史想像为独立发展的历史，肯定了中国史在东洋史发展中的地位。而以前田一石母说为代表，则将东洋史区分成两种类型，日本史成为东洋史的主角。两类观点都看到中国中世社会与西方封建制的特殊性质，认为唐、宋之际存在整体社会的变迁，这两种学说后来都成为了“唐宋变革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然而，由于二说观点互歧，学说的信奉者各自拓展研究领域，构建不同的解释体系，势必造成纷争不断，其结果是，逐渐形成以京都大学为阵地的、以奉行内藤分期的京都学派和以东京大学为中心的、以前田分期为架构的历史研究会派（简称“历研派”）。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京都学派与历研派在关于中古史研究各层面展开了学术竞争，于各领域间相持与对抗。

三、近年来关于“唐宋变革论”不同体系间的整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