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两国医疗费用控制理论与方法比较研究(7)

首先，应该建立一个医疗费用控制标准。事实上，美国人认为，他们的医疗费用控制标准早在20世纪80年代就建立了，这就是病种费用标准（DRGs），病种费用是以各种疾病服务包为基础的疾病医疗价格体系，是一个基于成本核算得出的标准。美国人认为，凭借病种费用，他们已经很好地控制了医生行为。但医疗费用上涨不仅存在诱导消费问题，还存在合理消费问题，即根据目前的经济发展水平和居民的承受能力，建立一个何种水平的服务体系，向居民提供何种程度的医疗服务的问题。事实上，这是中国目前面临的主要问题。由此可见，中国的医疗费用控制标准应以居民的承受能力为基础，而不应单纯地以医疗成本为基础。

其次，应构建与居民承受能力相适应的卫生服务体系。在精确测算卫生费用控制标准的条件下，整个卫生服务体系就应在这一标准的控制下构建。包括机构设置、卫生资源配置、医疗技术发展水平，都应该控制在此标准之下，确保卫生服务供给与需求的均衡。

最后，应建立与费用控制标准相适应的制度和政策保障机制，包括保险制度、补偿政策以及价格政策等都应围绕标准进行制度设计。对医疗保险而言，其保险金的筹资和补偿方案制定都应以标准为测算依据；同时，财政补偿和价格政策也要以标准为基础制定，确保居民的医疗消费控制在可承受的范围内。3.2 利益主体确定医疗费用控制主体

医疗费用控制原本是医疗费用上涨受损方的愿望和主张，所以一般由利益受损方发起。在美国，无论需方的过度利用还是供方的诱导需求，受损的都是保险承办者（费用支付方），所以保险部门表现出较大热情；在中国，费用上涨受损方是消费者，他们有费用控制的愿望，却缺乏对医疗费用控制的主张，更没有控制费用的手段和策略。所以，中国的医疗

费用控制必须由政府承担。政府有足够的能力控制医疗费用，但重要的是要有恰当的策略和方法。政府控制医疗费用应注意以下问题：

一是控制费用并不意味着干预市场。政府控制医疗费用应遵循市场规律，不能简单地用管制和强制定价等形式进行利益切割，而应通过调整卫生经济政策以协调利益各方的利益关系，由此达到费用控制的目的。

二是控制费用不是费用转移。政府控制费用不能简单地采取救世策略，以财政投入弥补费用增长给老百姓带来的经济负担。医疗费用一定要实际地得到控制，而不是将老百姓的负担转移为政府财政负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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