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纪大讲堂

不一定有利于资本主义的兴起。还有一个研究，是英国的一个历史学家叫希尔顿，那么他呢，是把欧洲危机的原理应用于过渡领域。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他的理论可以说是算最彻底的一个。他提出，在黑死病以后，欧洲出现了一个封建主义的总危机，但是却没有全面地进入资本主义的明显迹象，因为后者，就是资本主义所需的一些必要条件，在那个时候还没有成熟，至少是在英国，农民手中掌握了一些土地，却无力对农业进行投资，工业也是类似，装备上无多大改进，城市在衰弱。也就是说希尔顿拉开了一个距离，就是说封建主义已经衰落的时候，资本主义还刚刚在萌芽，还没有发展起来，那么这样一来，他就给我们一种反思。

所以这三个学者，他们的三项研究非常不同，但却有一个共同的地方，那就是认为欧洲在进入近代社会的时候，生产力和资本主义的发展程度，远远不如人们估计的那么高。也就是说，欧洲是穷过渡，而不是富过渡。这样，他们就提出了一个重要问题，为什么在比较落后的欧洲能够最早过渡？这个问题的提出，使我们关于欧洲近代化的研究变得更加的困难。当然也就变得更加的富有挑战意义。

了解了外国学者研究后，我们也要反思我们自己的工作，我发现有许多方面也许我们要做些调整。一个方面就是关于我们用封建主义，或者资本主义这样一种主义，非此即彼的主义，来衡量450年的过渡期的事物，这种做法是否对。因为我们知道这是一个渐进的过程，非此及彼，要么就是资本，要么就是近代，要么就是封建，来衡量过渡期的事情，显得有点勉强。第二个要反思的是，我们在评价这个事物的时候，过渡期的事物的时候，常常显得很矛盾，当我们强调市民阶级和君主结盟的时候，我们就把那些君主说成是资产阶级化了的君主，我们就说那些思想家是资产阶级的思想家，就说宗教改革家是资产阶级的宗教改革家。等到我们讲到了英国资产阶级革命以后，法国大革命的时候，被我们刚刚赞美过的那些人，就成了封建阶级的总代表，带有严重局限的，保守的知识分子或者我们就说他们是革命的对象。所以在这样一个矛盾现象，使得我们觉得，我们做工作有所反思。

我们要反思的第三点，就是我们在谈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们太注意一些被动因素，我们中国对欧洲资本主义的近代社会的兴起，常常主要是调查有多少工厂，也就是资本主义萌芽问题，而不是放在革命的一些主动因素，也就是人的问题，社会结构的问题,力量对比的问题。那么第四个要值得注意的，就是我们在研究的时候，常常现在标准是越来越高了，我们过去说近代社会产生于14世纪，后来又是15世纪，后来又是16世纪，后来又说18世纪之前没有近代社会，后来又说19世纪。所以这样一个近代社会的标准越来越变化，也就使得我们研究当中需要有个说法。在这里的问题，实际上不是历史错了，而是我们研究的尺度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