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方法学2012年第1期会公开，“以便使或者是社会唯一制约手段的舆论能够约束强力和欲望”，从而保障审判的公正。但司法机关在执行审判公开时，特别是在对社会公开时不能从当事人公正审判的角度考虑，而是从自身利益角度考虑，进行变相的不公开或实行定向公开。以上海的杨佳袭警案为例，该案件并不属于不公开审理的情形，应当在开庭前３日公告案由、被告人姓名、开庭时间和地点，但该案审理法院在其主页的“排期公告”中并没有相关信息。此外，对于社会公众的旁听审判，一方面拒绝大量媒体记者和普通

〔１３〕民众的旁听，另一方面又选择性地邀请了大量的旁听者，形成定向公开。但对此法律没有任何救

济。相反，既有的法律却明确认可了包括邀请在内的变相不公开形式。

第二，既有的有关审判公开的规定存在冲突，造成救济立法上的混乱。我国《宪法》明确规定了审

《刑事诉讼法》及相关司法解释中，判公开的原则和制度，也是当事人审判公开权利的法律基础。但在

对二审及再审中的审判公开范围进行了较多的限制。二审在经过阅卷，讯问被告人、听取诉讼参与人的意见后，对事实清楚的可以不开庭；对再审程序，除存在普通程序中的审判公开不力的问题，在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中又增加了五种可以不开庭的情形，大大缩小了开庭审判的范围。由此导致了在立法上对审判公开救济的混乱，表现为：（１）总则上规定了审判公开的原则，但二审是可以不公开审理的；（２）一审违反公开审理可能被发回重审，但二审违反公开审理，即使被提起再审，还要看二审的违反程序是否影响案件的公正处理；（３）在普通审判程序中需要公开审理的，在再审程序中可能又无需公开审理；（４）在普通案件中无需公开审理，在死刑案件中又可能必须公开审理等。

第三，已有的相关救济没有可诉性，当事人权利保障不足。以证据公开为例，如果该证据没有公开就被法院采用，或者以书面证言代替原始人证的言辞证据，只要经法院的调查程序查证属实就可以作为定案的根据，当事人对此无计可施。而在具体的审查上，除了死刑案件有明确的审查程序和内容要求外，其他案件并没有规定。证据的审查很多时候成为法官纯粹的内心活动，当事人无法把握。

当然，除了上文中提及的救济外，最高人民法院还通过其他途径对公开提出了要求，如２０１０年《司法公开示范法院标准》，通过行政化的路径在法院管理方面提出了包括审判公开在内的司法公开规范，以法院考核和法院间评比的方式督促各级法院履行法定的审判公开义务。但这一规定也存在诸多的不足：体现审判核心地位的庭审公开只占考核２０％的内容，显然份量不够；内部的考核评比主要是以行政化的方式推进，当事人无法参与；鉴于法院上下级之间微妙的关系，这种评比更多取决于领导的重视程度，并不具有法定效力。

在调研过程中，笔者也发现了上海的法院系统在贯彻有关审判公开所作出的积极努力，制定了一些地方性的司法规范，加强审判的公开，具体如成立司法公开工作领导小组；通过自己在财政和技术上的优势，大力推进以公告牌、电子触摸屏、多媒体视频和法院网站等为载体的公开；加强法院的审判管理，建立在线诉讼服务平台；对庭审活动进行全程同步录音录像，通过网络、电视、广播等媒体推行庭审直播、录播；公布审委会成员姓名、职务等基本情况；规范裁判文书制作和附录法律条文格

〔１４〕式；实行诉讼档案公开查询制度和裁判文书上网制度等。毫无疑问，这些做法对加强法院在履行审

判公开的职责方面将起到很好的促进作用，但这些规定仍然是法院内部工作机制的一部分，至多能反映相关法官在执行审判公开时的情况，并没有具体的救济性权利以应对法院可能存在的侵犯当事人权利的行为。

第四，对死刑案件和普通案件的分别规定，造成不少普通案件的审判公开被忽视。死刑案件的严厉性要求适用最为严格的程序规范，为此在死刑案件的开庭、证人鉴定人的出庭及证据审查程序等方面都作出了更为严格的规定，特别是在对不符合取证程序的证据的排除上，体现了对证据公开的〔１３〕参见章礼明：《“杨佳袭警案”的程序公正问题透视》，《法学》２００９年第１期。

〔１４〕课题组在调研中发现上海法院系统在审判公开非常重视，包括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及两个中级人民法院都制定了相关的工

作实施方案，具体参见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的《上海法院着力推进司法公开的实施意见》、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的《进一步推进司法公开２０条意见》、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的《关于深化落实司法公开制度的实施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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