降。“国有银行已不愿对一些国有企业增加贷款，又不能、不愿向非国有企业增加贷款’’（樊纲，１９９９），贷款中的“所有制歧视”问题极为严重。在同等条件下，放贷给国有企业较容易将风险责任外化转移，而放贷给中小企业尤其是民营企业，由于其经营规模的狭小和较强的流动性，难以提供符合条件的抵押物和担保品，难以按照要求呈送规范完整的财务报表，再加上这些企业大多为非公有制企业，因而放贷给这些企业往往成为信贷人员无端受猜疑的口实。瓜前李下，银行对中小企业避之犹恐不及，贷款支持只能成为纸面上的提法。

表１国有银行信贷资产规模与结构单位：亿元、％资料来源：《中国金融展望》１９９２～１９９９。其中：存贷差＝存款总额一贷款总额。

三、激励重心与考核指标的转换：对现有制度的改进

上面的分析表明，当激励与约束不相称时，不是导致过度激励便是激励不足。从而不仅影响到银行微观经营效益最大化的实现，而且还将对整个经济增长所必需的货币资金供给产生影响。由于ａ、Ｂ中都包含着一部分非货币性因素，因此很难精确设计，使其恰好实现ｄ一８。然而，当放弃对收益与坏帐两个指标的分割使用，改用统一的经营效益指标进行考核时，则显然可以回避这一问题。这时，不管其发生的坏帐有多高，风险有多大，只要能带给银行以正的经营利润，便应对信贷人员的成绩予以承认，给之以奖励；如果导致银行亏损，则要求其承担一定的亏损损失。这时，信贷人员发放贷款的效用期望值为：

ＥＵ一∈Ｅ丁ｃ＝钆ＲＩ。ｐ一（１＋ｒ）Ｉ。（１一ｐ）］①（５）

即通过信贷人员直接参与剩余分配来激励并约束行为。这似乎更合现实逻辑。因为对于银行来讲，风险与收益状况本身并不非常重要，关键是其经营最终业绩如何。要能改善总体经营状况，风险稍高一些或低一些都应是合理的、其他的目标要求无非为此服务而已。

然而要让信贷人员接受这一安排、并自觉约束自己的行为，通过实现银行利润最大化而实现个人效用最大化，显然还需别的条件。因为信贷人员完全可能通过收取远高于ｇＥ兀的回扣贿赂Ｏ（Ｉ。）（假如贿赂额是贷款额的增函数）而大量发放高风险的贷款，由此必将影响银行的经营效益。也即，只要

西（Ｉ。）≥∈［ＲＩ。Ｐ一（１＋ｒ）Ｌ（１一ｐ）］（６）

对信贷人员而言，不管贷款风险如何，在收取回扣贿赂后该项贷款便是合乎理性的。在这种情况下，信贷人员既可能从提高银行经营效益的角度发放各种合规贷款，也有可能为收取大量非法回扣贿赂发放违规高风险贷款。这便似乎又回到传统机制的困境中了．信贷发放有不断扩张的内在激励动力。

由此可见，在存在信贷人员道德风险的情况下，完全放弃对风险的要求是极不现实的。但另一方面，上面第二部分的分析表明，在风险不可能完全消除的情况下，要求信贷人员为每一

①显然，当假设ａ＝口＝∈时．（１）式与（３）式相结合也可得到此式。７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