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与拉尼斯在刘易斯模型的基础上提出了二元经济发展的三阶段模型。费景汉—拉尼斯模型首先假设由于制度性原因，农业部门的工资水平是固定的，在此基础上将经济发展过程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农业劳动力的边际产品接近于零，劳动力是无限供给的，劳动力的转移不会受到阻碍。第二阶段，农业劳动力的边际产品大于零，但低于“制度工资”水平，农业部门存在“隐蔽失业”。在此阶段，农业产出水平将会下降，因而可能发生粮食短缺，并引起粮食价格上涨和工业部门工资水平上升，最终引起经济增长和劳动力转移过程减缓甚至停滞。因此，费景汉与拉尼斯认为需要保持农业生产率的同步提高，以此来增加农业剩余和释放农业劳动力。第三阶段：在这一阶段，由于农业生产实现了资本化，因此工业部门要想通过农业劳动力的转移扩大再生产就必须在劳动力市场上与农业部门展开竞争，而竞争的前提条件是必须使工业部门的工资水平大于或等于农业部门的边际生产率水平，结果，工业部门的工资水平也将加速增长。费景汉—拉尼斯模型与刘易斯模型的不同在于前者揭示了二元经济发展中劳动力配置的全过程，而且更重视工业与农业两个部门的平衡增长，强调劳动力从农业部门向工业部门转移本身要以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为前提，而二元经济发展的关键是通过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获取更多的农业剩余。

在改革前的这30年中，由于国家为了推行重工业优先的工业化战略而逐渐建立了以农产品统购统销政策、严格控制人口流动的户籍迁移制度以及农村的人民公社制度为基础的计划经济体制，中国农村劳动力转移受到了很大阻碍，以至于就业结构的转换大大滞后于产业结构的转换，农村也因此积累了大量剩余劳动力。从资本积累的角度来看，这一时期中国工业化的重心与刘易斯所关注的问题是一致的，而且事实上这三十年也的确为中国的工业化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有两点区别需要强调：其一，对于这样一种战略而言，经济社会结构的二元性以及农村劳动力的大量剩余不是前提而是结果，而在刘易斯那里，二元结构以及劳动力的大量剩余是被作为经济发展的前提和起点的；其二，这一时期资本的积累主要不是通过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实现的，而是通过把大量农业剩余以“剪刀差”的形式转移到城市与工业部门以及资本在工业部门内部的自我循环方式实现的。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的二元经济发展战略的问题并不在于忽视了农村劳动力转移，而在于其自身确定的目标与农村劳动力转移之间本身就是冲突的。

80年代中国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特点是通过发展乡镇企业与小城镇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由此产生了“农村剩余劳动力向何处去”的大讨论。一种观点认为，中国农村剩余劳动力应当以发展农村非农产业与乡镇企业就地转移为主，另一种观点则认为，中国农村剩余劳动力最终需要通过开通城乡走城市化异地转移的道路。进入90年代，农民流动现象日益引起关注并成为研究的热点问题。尽管一直到90年代后期，农村转移劳动力在本乡以外就业的比例才开始超过本乡内就业的比例 ，但是农民成批外出就业现象早在1984年中央政府出台允许农民自带口粮进城务工经商政策以后就开始出现，到了80年代后期，农民外出就业已经迅速扩大到千万以上的规模，初步形成了浩浩荡荡的“民工潮”。由于“民工潮”的出现带来了一系列社会问题，因此政府最初的政策是强调引导农村劳动力“离土不离乡”，“使农村富余劳动力就地转移和消化，防止出现大量农村劳动力盲目进城找活干的局面” 。民工潮从一个特定的方面既反映了我国农民社会流动的困难，又反映了这种流动正在日益加快。当代中国农民社会流动研究真正要探讨的核心问题是处于由传统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的大转变时期中的中国农民，将通过哪些形式和经历什么样的发展阶段或途径，实现自身的根本性改造和变化。由此可见，中国农村劳动力转移本来就与西方发达国家工业化早期阶段的农村劳动力流动存在本质差异。

11、刘易斯—拉尼斯—费模型不足之处。

答：刘易斯—拉尼斯—费模型假设发展中国家普遍存在着“二元经济结构”：一个是以传统生产方式进行的、劳动生产率极低的农业部门；一个是以现代方式进行的、劳动生产率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