廉价的低端劳动力，遏制了技术创新、管理创新。 其次，“廉价劳动力”，严重影响了劳动力素质的提高。劳动者收入过低，维持低水准的生活，没有条件对自己和自己的下一代进行教育与培训，劳动力素质无法提高，甚至出现所谓的“盲流的孩子还是盲流，民工的孩子还是民工”的局面。最终的结果，是劳动生产率的停滞。

第五章人口流动

1、从我国的社会经济特点，论证二元结构分析理论的优缺点。

答：二元结构模型运用到中国时，显然是夸大了城市部门吸收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能力，因为中国“二元经济结构”既受到传统工业化道路和传统经济体制的影响，也取决于改革开放以来通过农村工业化推进“二元经济结构”转换的非城市化道路，这使中国的“二元经济结构”转换更为复杂，不仅工业化未能成功吸收庞大的乡村剩余劳动力，而且又形成了庞大的城市失业大军。张桂文认为中国“二元经济结构”转换的突出特征是：就业结构的转换严重滞后于产值结构的转换，第三产业发展严重滞后于经济发展，城市化发展严重滞后于工业化进程。郭建雄从资本存量结构的变化，投资结构的非农化倾向，相对国民收入的变动和城乡收入水平的变动揭示了我国“二元经济结构”矛盾日益扩大和不断强化的发展态势。陈迪平则更是从中国的城市化问题，中国农村经济状况，中国城市工业状况，中国的消费问题，中国的人口问题，中国二元社会结构问题等方面全面揭示了中国二元经济运行的不良后果，如经济发展的恶性循环，社会分配的严重不公，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不安定。

通过将刘易斯“二元经济结构”模型与中国经济的实际的结合，我们大大深化了对我国经济结构特征及转换的认识，并提出了很多有效的措施，促进了国家的经济发展。但从整体上看，我国并没有在保持较高的经济增长率的同时，使经济结构，收入分配格局和失业问题等得到根本的改观。国家存在的诸多经济社会问题表明，上述经济结构理论及其政策措施的实际效果是有限的，严峻的现实促使我们必须以更加审慎的目光来看待以往的理论成果及政策措施。笔者认为，国内对经济结构的研究主要存在三个不足。（1）、在研究方法上重实证研究，而轻基础理论研究。（2）、对中国经济结构的划分主要以工业化为目标采取了产业划分法，而忽略了产业内部传统与现代的差异。（3）、对我国体制转轨与经济结构的转换之间的内在联系重视不够。

刘易斯的二元论对中国不完全适用，在于他的理论基础，他的“二元变为一元”的依据是古典时期以英国为代表的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发展史和在此上发展起来的古典经济学。凡不合于古典西方国家资本主义发展历史的情况和条件，均被作为模型的例外或限制条件而不予讨论。刘易斯的二元经济论对包括中国在内的具有“劳动力无限供给条件”的国家的最大贡献，是指出了劳动力在资本短缺国家的经济发展中可以起到替代物质资本、对社会总资本的积累起到特殊重大作用。另一方面，我们还必须看到，刘易斯的二元经济论对于中国的实际，确有某些重要方面之不足，它还不能解答中国经济发展中最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成为分析乃至指导中国经济发展问题的理论工具。总之，完全套用古典经济学分析的中国二元结构，从理论的背景条件看，是明显不合适的。

2、根据我国的实际情况，如何制定农村人口流动政策？

答：我国从1953年起，开始建立高度集中的计划体制，是适应工业发展的需要建立的，是为了保证农业为工业积累而建立的。就政策而言，一系列控制农村人口流动的政策，从总体上讲，也是适应工业的要求而出台的。例如，起作用最大的户籍制度，以及粮油供应、住房、福利、医疗、就业等制度的产生，最主要的原因是城市工业落后，城市工业规模太小，以及由此决定的城市第三产业规模太小，容纳不了更多的人在二、三产业就业，在城市定居。如果没有这些制度，让农民自由流动，自由进城，可以想象那会产生什么样的后果。那就必然造成城市交通拥挤，住房紧张，大量失业，到处是贫民窟。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工业化迅速发展。适合工业发展的需要，原来束缚农村人口流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