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土地租赁的繁荣。

事实上，基于农地流转市场上供给方的考虑至关重要。这主要是因为长期以来农地流转市场上的需求大于供给(钱忠好，2003)，只要农户愿意出租土地，总能找到租入土地的人(姚洋，2004)。因此，农户对土地流转所持态度直接影响农地流转的效率。然而，以往的研究并未对此进行细致的描述和实证的分析。基于此，笔者于2006年底对北京郊区六村土地流转情况进行调查，分析农户土地流转意愿的原因，提出并验证以下假设：第一，农村社会保障的建立能够增加农户的土地流转意愿；第二，随着地权稳定性的提高和农地转让权的更加完整，农户的土地流转意愿会更高；第三，农民进城工作的“待遇”越好，土地流转意愿越高。

本文的其余部分将围绕上述假设进行展开：第二部分首先对农户行为及其对土地的态度进行一般性的讨论，然后对假设进行理论论述。第三部分运用Logistic模型进行检验，结果表明：随着人均收入的提高，农户的土地流转意愿在增强；社会保障或其替代物的出现能够提高农户流转意愿；同时，外出找到工作所耗费的时间越长，农户的土地流转意愿越低。在此基础上，我们引入极值分析和Logistic分布函数中拐点分析，进一步量化了社会保障对农户土地流转意愿的影响，并得出目前建立农村社会保障对农户土地流转意愿的影响已接近最优水平的结论。最后一部分阐述研究结论。

二、理论分析

(一)农户行为的一般性讨论

学术界对农户的研究大致两个不同的流派。一类强调农户的经济理性，一类则强调农户的生存伦理。如Popkin(1979)认为小农倾向于按理性的投资者原则行事；Schultz(1987)与之观点类似，认为农户相当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中的企业单位，农民比起任何资本主义企业家来毫不逊色。与他们不同，Chayanov(1925)则认为小农的行为不同于资产拥有者，他们不雇佣劳动，难以计算成本收益，其产品主要不是为了追求利润而是为了满足自身消费。因此，小农的最优化选择取决于自身的消费满足于辛苦劳动之间的均衡，而不是为成本收益的比较。Polanyi(1957)表达了类似观点，认为不能把小农农户行为看作“功利的理性主义”；Scott(1976)的“生存伦理”认为支配小农经济行为的主导动机原则是“安全第一”极力“避免风险”。在此基础上，黄宗智则提出小农经济的“半无产化”和“拐杖逻辑”等概念，②并认为土地成为传统农户的生存基础不仅是出于经济收入考虑，而更是小农农户的传统、情感、文化、尊严以及信仰的寄托。

事实上，“生存伦理”和“经济理性”两者之间不是相互排斥的(王曙光，2005)。前者是农户将首要的目标定位在自我生存上的一种理性考虑；其看似“不理性”行为是在特定的资源禀赋结构和约束条件下的理性决策结果。

首先，在缺乏一个有效的生存保障前提下，农户一般采取的是风险规避型的行为方式。这种保守主义的特征，使得农户具有一种保护自我、避免大规模破产的性格。由于目前我国农村人口众多、人均土地资源禀赋稀缺并且仍有部分人口面临生存压力，土地发挥着极其重要的生存保障作用，它往往是农户生存的唯一来源。因此，农民通常具有强烈的“恋土情节”，对于他们来说，除非有了能够稳定维持自己生存的其他收入来源，绝对不会轻易将土地流转出去。③

其次，一旦农户的生存有了保障，其经济理性将得以体现。随着我国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的加速，传统农民突破身份歧视并冲破地域束缚，正逐渐演化成为社会化、公民化的国民体系成员(徐勇和邓大才，2006)，他们的市场行为也在不断增强。理论上讲，如果农民得到稳定收入来源，土地的生存保障功能将会弱化，农民对土地的依附性随之降低。此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