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与死的纠结_评_庄子_的生死观(5)

使庄子不时地生发出“生不如死”的感慨。庄子曾说过“天下有道，圣人成焉；天下无道，圣人生焉；方今之时，仅免刑焉”（《人间世》），在庄子看来，他所生活的战国社会是一个连无道社会都不如的、极为黑暗的时代，由此可以推想庄子生活的艰难痛苦。

在《至乐》中，庄子具体而又明确地描述了生存的艰难，如一个人可能贪生但又找不到正确的养生方法，在亡国之后可能会受到斧钺的砍杀，做了坏事使父母妻儿出丑，或者因为贫困而挨饿受冻，等等。这些都是“生人之累”。《大宗师》最后一段写得特别哀痛：

父母岂欲吾贫哉？天无私覆，地无私载，天地岂私贫我哉？

这几句道出了生活的艰辛，人世的不平，父母肯定不会希望我贫困，天地覆托万物，毫无偏私，又怎么会偏偏让我贫困呢？无论怎样思索都找不到使自己陷入绝境的原因。而若歌若哭的“父邪！母邪！天乎！人乎”更不知包含有多少悲痛。

由此可见，庄子对现实生活充满了恐惧感，而死后是否能够成神的不确定性也给庄子带来了无限的困惑。《寓言》说：

有以相应也，若之何其无鬼邪？无以相应也，若之何其有鬼邪？

有时好像有一种神秘的力量在回应着人事，有时又好像没有，所以没有人知道世界上究竟有没有鬼神。要想证实鬼神的存在，的确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即使庄子“证实”了有人死后可以成神，那也未必能够保证庄子本人死后就一定能够成神。另外，从人们的生存本能来看，不管人们怎样美化死亡，都摆脱不了对死亡的一种发自天性的恐惧感，毕竟活着比较现实。

（三）

虽然生和死使庄子都产生了很多困惑和不安，但相比较而言，庄子还是倾向于“生”的，这是人求生存的本能，因此在真正面对死亡时，庄子并不像他自己所说的、也不像后人所认为的那样真正豁达。

庄子先后两次发出“人生天地之间，若白驹之过郤，忽然而已”（《知北游》）的感叹，说明在飞快流逝的时间面前，庄子压力很大，而这种压力正是来自于死亡。通过《庄子》对庄子面对死亡的一些具体描写，我们也能够深刻地感受到这一点。《至乐》记载：

庄子妻死，惠子吊之，庄子则方箕踞鼓盆而歌。惠子曰：“……死不哭亦足矣，又鼓盆而歌，不亦甚乎！”庄子曰：“不然。是其始死也，我独何能无慨然！察其始而本无生……变而有气，气变而有形，形变而有生，今又变而之死。是相与为春秋冬夏四时行也。人且偃然寝于巨室，而我噭噭然随而哭之，自以为不通乎命，故止也。”

妻子死后，庄子鼓盆而歌，别人责备他这样做太过分了，他

就用生死如四季循环作答，后世的人们也把这件事作为庄子对待生死旷达的典型例子。但是如果仔细寻觅，就会发现这种旷达背后的无可奈何。如庄子说的那句：“是其始死也，我独何能无慨然！”在妻子刚去世的时候，庄子是非常悲痛的，“慨然”二字包含着无限的辛酸和痛楚。但无论如何悲痛，都不能使死者复生，面对这种无可挽回的局面，庄子只能追求理论上的自我安慰。由此不难看出，面对亲人的死亡，庄子是假旷达、真悲哀。同篇的另一个故事也充分表明了庄子的这一态度：

支离叔与滑介叔观于冥伯之丘……俄而柳生其左肘，其意蹶蹶然恶之。支离叔曰：“子恶之乎？”滑介叔曰：“亡，予何恶？生者，假借也；假之而生生者，尘垢也。死生为昼夜。且吾与子观化而化及我，我又何恶焉！”

身上突然长出瘤子，文中已经明确指出“其意蹶蹶然恶之”，但当别人问起时，滑介叔故作旷达，并且还要讲出一番道理来，说形体就像一堆尘土一样、死亡也只是一种自然变化在人身上的反应、不应该为之介意之类的话。与其说这些话是在说服别人，不如说这些话是为了安慰自己。

《大宗师》也有相类似的事情：子舆生病了，子祀去看望他。子舆已经被病魔折磨地弯腰驼背，步伐蹒跚，但当子祀询问他是否讨厌目前的身体状况时，他却说:“亡，予何恶！”一副旷达的模样。他真的不讨厌这种状态吗？绝对不是，后面一句话就揭示了他的真实思想：“且夫物不胜天久矣，吾又何恶焉！”既然人不能胜天，也既拒绝不了死亡，那也就只好顺应自然，安心接受了。所谓的“予何恶”，只不过是一种无可奈何而已。

总之，由于种种原因，使庄子徘徊于生死之间，使他在提出生死一齐、死比生好等命题的同时，又表现出对生命的无限热爱。当然，他的心理天平是倾向于生的，庄子七八十岁的寿命也足以证明了这一点。正像清人赵翼的《偶书》中所写的那样：“语语不畏死，正是畏死语。”也许庄子对待生死的态度就像他所说的“知其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一样，既然生死是不可避免的，也是人所无可奈何的，那就只能调整心态，心平气和地接受它们。

参考文献：

[1]陈鼓应.老庄新论[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 [2]张京华.庄子哲学辨析[M].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9. [3]曹础基.庄子浅注[M].北京:中华书局,1982. [4]张松辉.庄子研究[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责任编校：张京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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