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过去那么多国企的坏账、呆账、死账不也是最后由国家承担下来的吗？然而这种期待也并非没有一点依据，因为过去那么多国企的坏账、呆账、死账不也是最后由国家承担下来的吗？大学是国家的大学，国家怎能见大学有难不帮、不救？于是银行里的钱是可以大胆借、大胆用的，反正都是政府的钱，大家用你不用岂不弱智？岂不失去机遇？那位姑婆认为花同样的钱当然应该买更大的鞋，只要能占便宜即使鞋大了不合适又有什么关系呢？而这位校长想的是，如果新校区这只“鞋”是不需要自己花钱买的，那么不管花多少钱，能买多大就买多大，即便有点浪费也在所不惜。

事件性质当然不同，但两人的思维方式看来却不无相似。对于一些校长而言，花钱也罢，不花也罢，都不是自己的钱，为什么不花？于是我们惊讶的看到，有不少大学的新校区很像是那种穿大鞋的姑婆，也穿着一双比自己的“脚”大或远比自己的“脚”大的“鞋”。但是应该看到的是，那位姑婆花的毕竟是她自己的钱，她想做什么他人也没有必要管，可是大学决策者们花的不是自己的钱，而是大学的钱、师生的钱。如果那是要政府来偿还的钱，那问题就更大了，因为大学是负有为国家负责之使命的组织，岂能让政府为自己背上如此大的巨债？《中国青年报》曾有文章批评说，中国大学的盖楼速度世界第一，中国大学办公空间的空荡荡和大量教室的低利用率与欧美大学办公空间的十分拥挤以及教室的高效率使用，是一种多么鲜明的对比。试想这些大学今后如何收拾如此之大的债务摊子，大学的教育规律和经济规律无疑最后都会对大学的所做所为做出裁判。

下面是香港科技大学教授丁学良的一段颇具哲理的话:在过去长达20多年的时间里，我们没有把一个社会长期的、可持续的发展以及建设和谐社会这样的更高目标作为一个系统工程来设计我们改革的制度和政策。我们总是在一段时间里，让一个目标压倒一切，这样的后果是，我们的改革出现了很大的偏差，一些利益集团已经建立起来，等我们要纠正的时候，才发现要付出的代价已经很高。大学圈地建校的一个可悲之处就在于，过重的负担不起的债务使大学确实盖起了一大片楼房，实现了极大或过度改善大学空间不足的一个目标，可是其付出的代价是十几、数十年在教育资源极度短缺的条件下更艰难的办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