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哲学智慧：哲学的终结？(5)

语言哲学

这种再创造和二度写作并不是随意的，不是无限制的“自由嬉戏”，恰恰相反，它要求的是一种“谨慎的、有区别的、逐渐的和分层的”阅读，尤其需要注意存在于“互文性”中的播散力量，即意义在不同文本或不同文类的文本中的扩散。例如在《柏拉图的药》一文中（此文收于《播散》一书中），德里达从“药”这个词入手，通过文本的相互嫁接和“药”的意义在不同文本语境中的播散，揭示了逻各斯中心的虚构性和虚假性。

对于德里达的这种解构手法，尤其是他对被传统的哲学理解所忽视的那些“边缘”意象的纠缠，我们不能简单地将其斥之为哲学解释中的无政府主义。因为他的所谓解构并不是浅薄的“削平”一切。德里达之为德里达，恰恰在于他对待哲学的那份严肃和苛刻，在于他的解构热情背后的那种等级颠覆的政治学。文本游戏固然是德里达哲学的特色，但那只是一种策略，一种用来揭示压抑历史和现实的霸权话语的自我在场幻象的策略。针对有人把解构哲学说成是一种反哲学的做法，德里达回答说：“我越来越有计划地想找到一个非基点，或者说一个非哲学的基点，从那里去对哲学进行发问。但是寻找一个非哲学的基点并不表明一种反哲学的态度。我所关心的主要问题是：哲学自身如何才能表明它是不同于自身的东西，这样它才能以一种原初的方式质疑和反思自身？”[2]并且，正如任何的写作都是向多种声音开放的过程一样，任何的阅读（二度写作）也都是可再度解构的，所谓的文本意义就是在这种不断的重读中叠加和积淀起来的。从这个意义上说，所谓的传统就不再是存在于过去的东西，而是存在于未来、在未来重写出来的东西。

最后，我们想就解构的政治学问题再说几句。在西方和中国，许多人认为解构哲学取消了政治立场的决断，强调的是人的行为的非价值性、中立性。可实际上，在德里达那里，对政治（或者说广义上的权力）问题的关心是贯穿其写作的始终的，例如，在《播散》中，他围绕着柏拉图的“药”的多重意义在不同的文本中的来回穿梭，揭示了逻各斯中心和以此为基础建立的希腊城邦法律的裂缝；在《论文字写作学》中，他通过
对卢梭的写作观的分析，揭示了卢梭的政治理论中的盲点和矛盾；在《白色的神话》中，他通过对哲学中无所不在然而又无处不受到压抑的隐喻的挖掘，离间了白种人的种族优越的神话。还有对大学建制和学科分划的批评，对核威慑骗术的揭露，对法律条文的签署的合法性的质疑，对资本主义的所谓民主、博爱或友谊、法律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