才为中心，学生作为大学最重要的利益相关者，课程作为人才培养的关键载体，学生理应拥有合理的决策参与权，积极参与到课程决策的过程中来，在课程决策权力多极化趋势中成为重要的一级，其中，所要加强的只是操作性层面的制度设计而已。

2.坚持大学课程决策程序建设的应然价值取向在大学内部，如果课程权力缺乏有效的制衡，制度化主体仅仅满足对自身利益的无限制攫取，必然导致功能性主体的缺位，最终滑入课程权力分配的单极化陷阱。因此，必须坚持民主化、科学化、制度化的价值取向，进一步规范课程决策程序，

第一，课程决策的民主化。教育决策过程必须充分重视决策主体中所有成员的意见和判断，尽可能使所有利益相关者都有机会以适当的形式参与决策过程，并根据最能反映民意的规则做出决断。为此，首先要保持参与者适当的数量与参与程度，因为“公共利益可以通过群体最大限度的参与决策来体现”。[17]同时，要思考参与是否得到了认真的重决策民主化的真实性表现为“参与”对决策过程视。

和决策结果的双重影响，所有大学课程决策主体的利益、愿望和要求都应该享有平等的表达机会，在决策过程中得到平等的考虑，并内在地在决策结果中得到平等体现。另外，实现课程决策民主化，还必课程决策过须做到决策的公开化。从信息的角度，

程就是一个信息发送、接收和处理的过程，只有课程决策的相关信息能够及时公开地为相关利益方所获取，他们才能积极参与课程决策过程并对决策过程实施有效的监督。

第二，课程决策的科学化。和任何事物一样，课程决策中广泛的民主参与也有其自身的局限性，如制度成本高、群体参与容易产生目标偏离和导致责任缺失等，从而使最终决策结果并非是最佳选择。所以，在遵守决策民主化的同时，应坚持和强调决策的科学化，把构建合理的决策机制作为决策科学化的关键。具体来说，要构建纵横有序的课程决策层次体系，因为课程决策不是少数精英主导的“顶层设计”，而需要决策空间的广泛延伸与激活。在纵向上，应构建从最高领导经由院系组织一直向最基层的学生延伸的立体的决策体系；在横向上，学校内部要实现党政的合理联合与分权，行政权力和学术权力的均衡，保障学校学术决策程序的规范和科学，同时也-52-

能推动行政决策的科学化。另外，决策体系的横向延伸还包括延伸至校外的决策咨询机制。为了减少决策失误，还应充分发挥长期或临时专题性的顾问组、咨询委员会等形式的决策咨询系统的作用。

第三，课程决策的制度化。制度问题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所以，要使决策的科学化和民主化从理念层面进入实际操作层面，不能简单地依赖于决策者的道德水平和智慧水准，而要靠制定和完善各种制度，发挥制度所具有的刚性规范和约束功能。当前在大学课程决策的过程中，要建立公众参与、专家论证和集体决断相结合的决策制度，关键是强化决策主体的多元化，实现决策运行机制的完备化并实行分层和分类决策，这对于克服我国大学课程决策长期集权化的后遗症，调动各层次个人和群体的积极性具有重要作用。

3.积极发挥决策评价的保障作用

众所周知，当前国际范围内的大学改革措施层出不穷，我国大学的“战略”“工程”、之类的名堂也花样繁多，让人目不暇接，其意图也许是好的，但效果日本学者矢野真和曾怀疑，现在的大学却饱受质疑。

既没有进入“改革”的时代，也不是处于“评价”的时

[18]

代，而是处于“混乱”的时代。怎样保证我们的大学

课程决策是“改革”而非“混乱”呢？其关键在于真正发挥课程决策评价的保障作用。

一般的政策评价或评估只专注于政策的结果或后果，而本文则把课程决策看成是大学课程运作完整链条中的起始环节，所以评价并非仅仅是针对结果，而重在对课程方案进行价值分析、可行性分析和后果预测分析。实际上，课程决策过程中往往已经穿插着评价性质的工作。比如，课程方案的每一次修改往往都要召开不同类型的座谈会，广泛征求相关人士的意见，方案定稿前还要进行审核答辩，等等，这些工作的性质实际上就是课程决策方案的评价。不过，由于这种决策评价还远未达到程序化、专业化和制度化，一些参与者并不完全清楚决策的背景，对决策结果也不用明确负责，因此他们在决策中常常进行即兴式、感想式、表态式的发言，使评价效果大打折扣。许多课程决策要么压根儿从未受到评价，要么评价粗制滥造，或者得到的仅仅是碍于情面的“虚拟性评价”，即“因为某种现实目的而‘预设’了评价结‘评价’”，这实际上是对评价的异化。因此，长期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