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展到较高的水平,它是吴越文化进入了文明时代的标志。其玉器种类数量繁多,堪称璀璨夺目,有冠状饰、锥形饰、环形饰、半园形饰、串饰、坠饰,还有蛙、鱼、龟、鸟形饰等,而琮、钺、璧等大型玉礼器最为珍贵。良渚玉器造型上具有人工化、图案化、装饰化的倾向,线纹雕刻精细无比,图案带有较强的天、地、人相沟通的深刻寓意。纤巧、和美、柔润而优雅,与同时期北方的红山文化的玉器所表现出的粗犷质朴豪放明显不同。

新石器时代吴越居民在水稻种植、陶器、玉器的生产及渔猎等方面取得了辉煌成就,形成了极具特色的原始文化,尤其是玉器最能体现江南先民的艺术想象力,并为后世文学艺术的发展提供了肥沃的土壤。而尚玉所体现的和美、柔润的精神理念对后来江南文化特征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

2、夏商周时期,江南文化进入一个较为平缓的发展时期。

此时北方文化高度发达,南方则相对沉寂。在太湖平原有马桥文化,主要分布于太湖以东的吴县、吴江、无锡、常熟一带。而在宁镇丘陵和皖南东部地区则为湖熟文化,文化面貌逐渐与太湖平原趋于一致。马桥文化和湖熟文化连成一体,使得整个江南文化区的面貌形成完整而统一的状况。同时,湖熟文化中的青铜器具有浓郁的中原商周文化特征,说明此时江南文化与中原文化之间的交流和相互影响。

据《史记》记载,大约在商代末年,周太王长子太伯、次子仲雍,为让王位于三弟季历,从岐山南奔江南,建都于无锡梅里,自号为“勾吴”,开创了吴国的历史。根据学者考证,“吴”,”字,义为“鱼”。因吴地居民以鱼为生,故有此称。太伯将中原文化带入江南,,断发文身,并带领百姓兴修水利,发展农耕,制陶冶铜。《 ,民人殷富”。

越又称“于越”,越即钺,青铜铭文作“戉”,越地的石钺就十分发达,良渚时期则出现了制作精美的的玉钺,。当代浙江嘉兴、余杭的考古也发现了穿孔石斧。,所谓“夏执玄戉,殷执白戚,周左执黄戉,右

①秉白髦”。越”含有“超越”之意,故越人以越作为族②名。

,大会诸侯于江南,计功而崩,就葬在那里,遂名“会稽”。会稽,史记 越王勾践世家》即载:“越王勾践,其先禹之苗裔,而夏后帝少康之庶子也。封于会稽,以奉守禹之祀。文身断发,披草莱而邑焉。”对此段记载,后来的许多学者曾表示怀疑,现在的考古发现证明,今天长江下游地区的古文化面貌的确有一些夏文化的因子,夏、越之间也有许多联系,

③司马迁的话并非毫无根据。

吴、越俱在远离中原的东南,互为邻国,语言相近,习俗相通,信仰相同。正如《吕氏春秋 知化篇》所谓“吴之与越也,接土为邻境,壤交道属,习俗同,言语通。我得其地能处之,得其民能使之,越于我亦然。”吴、越之民又错杂相居,互相迁移,《越绝书》第六申包胥云:“夫王与越也,接地邻境,道径通达,仇雠敌战之邦;三江环之,其民无所移,非吴有越,越必有吴。”说明了两国民风高度合一的特点。语言是人类文化的重要产物,是区别不同文化的重要标志。从吴越许多专有名词的用法,即可看出两者语言的共同性。典型的是吴越人名地名明显与中原有别,显示了古越语的特点。如二者之族名勾吴、于越的称呼,“吴”、“越”之前都有冠首字。据学者考证,“勾”、“于”当为发语词无实义。东汉服虔云:“吴蛮夷,言多发声,数语共成一言。”颜师古注《汉书 地理志》云:“勾,音钩。夷俗语之发声也。亦犹越为于越也。”吴越居民有着共同的服饰、风俗习惯与信仰。《论衡 四讳篇》:“吴越之俗,断发文身。”《尚书大传》:“吴越之俗,男女同川而浴。”《汉书 地理志》:“吴越之君皆好勇,故其民至今好用剑,轻死易发。”吴越先民还有共同的龙、鸟图腾。

显然,吴、越是同一文化区内部的两个政权,国虽为二,实为一体,而两国在不断的相互征战中彼此却结合得更为紧密。吴、越作为文化整体属于统一的江南文化区域。当然,吴、越也有一定的差异,但这种差异不在于文化性质的不同,而只是文化水平之间的差距。因为地理位置与中原远近的关系,吴受中

③原文化的影响要比越大一些,越则保留了较多的土著特色。所以,越经济上总体要落后一些,民风要质

朴一些。

这一时期为江南文化的发轫期,尽管中原人心目中吴越地区还是蛮荒之地,所谓“太伯避历,江蛮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