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资本的来源及测量(3)

年龄、婚姻地位和家庭地位可以预期个人流动性,个人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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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性与个人组织身份值成反比(Glaeser.E.L,2000)。个人拥有住房产权,可以降低流动性,从而增加社会资本(Dipas2quale和Glaeser,1999)。另外,人与人之间的空间距离也影响社会资本(Glaeser和Sacerdote,1999),住套间的城市居民与邻居的联系较多。城市扩展与社会资本负相关(Putnam,2000),因为距离增加了交通成本。居住越远,人们之间的社会联系越少(Festinger,et.al.1950)。

3、个人素质影响社会资本

个人职业的社会性越低,社会资本越少,社会资本的收益越少;职业的社会性越高,社会资本越多,社会资本的收益越多(Glaeser.E.L,2000)。个人收入和教育与社会资本正相关,人力资本与社会资本正相关(Barsky,etal,1991,1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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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lliwell和Putnam,1999)。个人的时间机会成本与社会资本负相关。例如,家庭主妇的时间机会成本低,有更多的时间参与志愿组织,拥有的社会资本高;人们看电视的时间增加,进行其它业余活动的时间将会减少,人们参与组织和网络的时间越少,社会资本投资将越少(Putnam,2000)。

(二)中观社会资本的测量

组织成员身份能够促进成员间的信任与合作。因此网络和志愿组织的成员身份可以测量社会资本,用来预测社会资本。人口出生率、结婚率、比率等可以作为家庭特征变量。

1、网络和志愿组织

(Almond和Ver2ba,1963),。协会成员更积极地参与公共事务,和主的影响更强(Billiet和Cambrβ,1996;Hanks和Eckland,1978;Olsen,1972;Verba和Nie,1972)。协会成员能够更多地参与政治活动(Rogers,Bultena和Barb,1975)。志愿组织成员自我尊重,有更多的集团意识和公共技能(Verba,Schlozman和Brady,1995;Dekker,Koop2mans和VandenBroek,1997;Moyser和Parry,1997)。妇女组织的成员具有多样性,培养了市民的组织技能,促进了人与人之间的交流(Clemens,1999)。

组织成员身份有利于成员的交往和合作,促进成员之间的信任。组织身份对一般信任的作用不明显,而信任水平比较高的个人倾向于加入组织,因此,志愿组织不能作为一般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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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的测量指标(Stolle,2001A,B)。

许多学者用组织成员身份测量社会资本。Putnam(1995,2000)测量了网络和协会的人数,认为美国的社会资本呈下降趋势,原因是人们看电视的时间增加。Costa和Kahn(2003a)测量了美国的协会人数,发现美国的社会资本的确呈下降趋势,其原因主要有:妇女就业增加,邻居收入、教育、种族和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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仰的差异增加,邻居异质性增加等。但Paxton(1999)认为美国的集体行动能力并没有下降。BianChi和Robinoon(1997)发现看电视与员工的地位有强的正相关关系,看电视时间越多,员工了解的信息越多,越容易提高地位;反之,看电视的时间越少,了解的信息越少,越不易提高地位。因此,看电视有

λ

利于提高员工的地位。

另一些学者用邻居关系预测社会资本,如芝加哥邻居人类发展项目,以“帮忙”和“信任”等变量测量邻居关系(Samp2son和Morenoff和Earls,1999,P639)。

2、家庭的测量

家庭是社会资本的一种形式,家庭规范构成社会资本,家庭对于社会资本的遗传有重要的作用(福山,2002)。第一,家庭是社会合作的基本单位(福山,2002),有助于儿童的养育和社会发展(coleman,1990,p300)。父母共同抚育并教育子女。家庭内部的协作得到了生物学的支持,所有动物都偏爱自己的亲属,愿意将大量资源单向地给予有遗传关系的亲属,有助于亲属内部的互惠和长期合作。家庭成员的合作不仅有助于孩子的养育,而且有利于商业经营等其它社会活动,美国家族企业的就业占私营部门的20%,在新技术和商业活动中发挥巨大的作用。第二,家庭关系产生负的外部性。家庭在现代社会中的地位被削弱,男人在工厂和办公室谋职,老人被送到养老院,商业公司为家庭提供娱乐节目等,几代同堂的家庭逐渐分裂,转化为只有父母子女两代关系的核心家庭。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家庭全面衰落(福山,2002)。

。人口出生率、结婚率、(福山,2002),没有人口就没有社,,于下降;,家庭开始出现破裂,非婚生,核。大萧条和第二次世,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家庭模式逐渐恢复,但七八十年代后,家庭的各种指标逐渐下降,晚婚盛行,婚姻持续时间变短,离婚率上升迅速,再婚率比较低。核心家庭全面衰落,大大减少了社会资本(福山,2002)。

(三)宏观社会资本的测量

互惠和规范等社会资本形式不容易测量,但能够产生信任,如规范能够促进信息流通,促进信任,惩罚背叛,提供技术指导和冲突解决机制等。因此,本文主要考察信任的测量。

信任是社会资本的重要组成部分。许多学者用“值得信任”和“对别人的信任”作为信任的测量指标。例如,世界价值观调查信任的问题是:“一般来说,你认为大多数人是可信的吗?或者你与人打交道时很谨慎吗?”回答“信任”的个人本身更值得信任,在标准信任博弈中表现出更多的信任。但回答“信任”不等于微观社会资本,值得信任的人不一定获得收益,被信任者获得收益。因此,回答“信任”的比率可以测量宏观

ωλ

社会资本(Glaeser,et.al,2000)。由于童子军回答“信任”的比率比较低,Putnam(1995)认为美国的社会资本呈下降趋势。信任受到个人教育水平与合作伙伴特征的影响。个人教育水平越高,回答“信任”的比率越高;合作伙伴的民族和种族会影响个人的回答(Edward …… 此处隐藏：740字，全部文档内容请下载后查看。喜欢就下载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