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性的批判和道义的批判

这两种评判尺度的结合并不是没有困难，在这里，马克思终究要碰上道德上的难题，生产力的发展和人的价值贬损并存，社会关系的变革和无产阶级的苦难并存。什么时候，“人类的进步才会不再像可怕的异教神像那样，只有用人头做酒杯才能喝下甜美的酒浆”？④以何种杠杆衡量资本主义是摆在马克思面前的一种难题。在《不列颠在印度的统治》一文中，我们看到了马克思的复杂心理:

从纯粹的人的感情上来说，亲眼看到这无数勤劳的宗法制的和平的

社会组织崩溃、瓦解、被投入苦海，亲眼看到他们的成员既丧失自己的古老

形式的文明又丧失祖传的谋生手段，是会感到悲伤的；但是我们不应该忘记：这些田园风味的农村公社不管初看起来怎样无害于人，却始终是东方专制制

度的牢固基础；他们使人的头脑局限在极小的范围内，成为迷信的驯服工具，成为传统规则的奴隶，表现不出任何伟大和任何历史首创精神。……

的确，英国在印度斯坦造成社会革命完全是被极卑鄙的利益驱使的，

在谋取这些利益的方式上也很愚钝。但是问题不在这里。问题在于，如果亚

洲的社会状况没有一个根本的革命，人类就不能完成自己的使命。如果不能，那么，英国不管是干出了多大的罪行，它在造成这个革命的时候毕竟是充当

了历史的不自觉的工具。这么说来，无论古老世界崩溃的情景对我们个人的

感情是怎样难受，但是从历史观点来看，我们有权同歌德一起高唱：

‘既然痛苦是快乐的源泉，

那又何必因痛苦而伤心？

难道不是有无数的生灵，

曾遭到铁木儿的蹂躏？’

⑤

从个人感情来讲，对人的遭遇的同情和关注，贯穿在马克思主义理论当中，但从理性的角度看，生产力是社会发展的决定力量。对社会制度和社会变革的评判坚持生产力标准，是唯物史观的基本观点，在价值选择上，马克思此时显然是倾向于后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