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部落 茶座

人家不同意我们也要做。

《新闻调查》话题性的舆论监督比较多，我们是实际动作的节目比较多，客观记录的色彩重，评论的色彩不太重。虽然是焦点“访谈”，很多节目完全是实录。刚开始的时候，我们的副主任赵微采访时访谈的东西比较多，很精彩，当时很多人不知道《焦点访谈》为何物，能接受采访。后来他们发现，《焦点访谈》不是好玩儿的，就不愿意接受采访了。所以在她之后，很难有哪个《焦点访谈》记者采访做得特别优秀，有个记者范本吉，出色一些，采访比较好。有时，记者都没有采访对象了，一些人跑了，这就要求我们得下更大工夫去找旁证。

张：回头想想，当初是什么原因让您决定当记者，并且从来没有想过转行的？

曲：我喜欢到基层去，了解这个社会和国家。“文化大革命”期间，新闻的名声并不好，所以有一些想法，如果我搞新闻就会如何如何，想抓紧时间，做些对社会有好作用的事，最好能做些实事，加上喜爱写作。后来，也许就这样上了新闻系。

大学毕业之后，我在国际政治学院新闻系教过书。后来，我上完中国人民大学的研究生，去中宣部新闻局工作，也许我不太适应，光上传下达不是我性格适合做的事情。后来又到《经济日报》工作了几年。１９９４年《焦点访谈》成立后，非常喜欢，就到了这里，一直做到现在。我喜欢跟众多普通人打交道，报道他们的喜怒哀乐，不喜欢在办公室里呆着。至于转行，也想过，因为很多题目做不了有时心里不舒服，但还是坚持，因为还有责任感。

张：跟您接触时间不长，觉得您性格很温和，为什么矿难报道时却又能如此犀利、大胆，尤其临汾矿难中能躲开监控、找出那些蛛丝马迹呢？

曲：我是学公安出身的，在公安院校里学的新闻。我的一些同学现在都在公安部担任司局级干部。我体会，搞调

查性报道就跟破一个案子似的，就要不怕费劲，肯吃苦，不放过任何线索，还要分析和判断。像我们现在做这些调查报道，很多都不是单纯的报道，不是说这个事发生我去报道一下就行了，仅当个传声筒，而是这个事不知道怎么回事，一团乱麻，要靠你去挖掘，去揭露真相。

张：回过头来看您自己的新闻生涯，一路走来感觉欣慰吗？

曲：不欣慰，很不舒服吧。因为感觉费劲很大，真正起的作用不大，很多是劳而无功，浪费了时间和精力，也没有什么好办法。

现在只能做一个节目是一个，说白了，已经不仅是在做新闻了，最关心的是能不能起到解决问题的实际作用，越来越务实了。但还不行，比如矿难事件中的这些干部，本来都应该追究责任，现在很多都是不了了之，按道理应该算触犯刑法，起码是玩忽职守或渎职罪，但由于矿难瞒报应被处罚的官员往往只是接受点行政处罚，没有法律处罚。当然，有关部门已经注意到了这个问题，正在抓。

现在的难度是比较大，尤其做了这么多年，一个栏目老是一种模式，观众看着也容易审美疲劳，他们对我们的期待很高，但我们自身能够超越的空间却很小。

台里现在实行制片人制、收视率制、末位淘汰制，几个制度加在一块，每一期光收视率就让大家压力很大，一些节目焦点性并不太强啊，有些节目收视率不一定能保证。另外，做了这么多年，很多地方对你这一套比较熟悉，反调查的能力也提高了，我们的手段有限，还是只能依靠人民群众啊。

注释：

①　《焦点访谈》于１９９６年底播出这期

节目，主要反映三北防护林被滥砍滥伐的情况。

（本文属复旦大学２００７年度文科金

苗项目成果）

青年记者 ２００７年１０月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