介绍丧葬出煞文化

异。

《江夏县志》（清同治八年刻本）记载：殓后，计日支与死时相冲，预设祭，掩户，尽室避他所，曰“回殃”，谓之亡者归时有殃神也。

《同正县志》（十卷·民国二十二年铅印本）记载：三七之夜，则燃烛烧香，以细草灰铺于簸箕，贴灵台之前，谓之“回煞”。次早视之，或有鸟迹抑鼠迹，如有鸟迹则吉，为其魂灵上天台也。

《川沙县志》（二十四卷·民国二十六年上海国光书局铅印本）记载：人死接煞，已成习惯，然用道士召七者则然，用和尚则否，不知起自何时。本邑自九团新港以南，每日有煞。新港以北，则惟正月之甲日、二月之乙日、三月之戊日、四月之丙日、五月之丁日、六月之巳日、七月之庚日、八月之辛日、九月之戊日、十月之壬日、十一月之庚日、十二月之巳日有煞，余日无煞。此皆出之道士之口，如邻邑黄山及南汇六灶一带，均无此俗。

《昌平州志》（十八卷·清光绪十二年刻本）记载：书死者姓氏、年月榜于门，谓之“殃榜”。

《天津志略》（二十卷·民国二十年铅印本）记载：请阴阳生开殃书，以定入殓、出殃、发引、破土、下葬之日时，及一切忌犯。

《蓟县志》（十卷·民国三十三年铅印本）记载：死者家中挂命纸、殃榜于门侧，男左女右。

《怀来县志》（十八卷·清光绪八年刻本）记载：愚民于出丧之日往往房门笼火，框上贴红令，阴阳生置碗于棺头，以刀劈碎，谓之“斩殃”。

《张北县志》（八卷·民国二十四年铅印本）记载：“立殃榜”：丧家门内，立一木板，上糊白纸，纸上书死者姓名，生卒年、月、日、时，享年若干，下列孝子名次。又谓之告白。有影壁者，向门而立。

《万全县志》（十二卷·民国二十三年铅印本）记载：门内立“殃榜”，上书死者姓名，生卒年月日时，享年若干，下则列孝子名次。

《和顺县志》（十卷·民国三年石印本）记载：葬后安魄地下，迎魂返室，虞毕祀诸寝。 《归绥县志》（民国二十三年铅印本）记载：三日乃殓，门外竖丧幡，男左女右。一、“接三”。是日，诵经受奠。入夜，有设盥洗具，燃灯上供，室中墙角挂红纸者，谓之“起殃”。

《浦溪小志》（四卷·一九六一年铅印《上海史料丛编》本）记载：死后逢七日及回殃。 《嘉定县续志》（十五卷·民国十九年铅印本）记载：自死日起，逢七则祭，至四十九日，曰“终七”。复有回煞之期，由羽士礼忏。在死者卧室设祭，床帐、被褥、铺陈如生时，并系雄鸡于台脚，掩门避出，云煞至则鸡鸣。

《首都志》（十六卷·民国二十四年南京正中书店铅印本）记载：择日式以殓，谓之“择七单”。（《金陵杂志》择七单注：以亡者年庚与气绝日时与星者推算入殓之吉时，避冲犯之方，偶一不慎即犯重丧恶煞，最为不详，故金陵视之极为重要。）

《甫里志》（二十四卷·清乾隆三十年刻本）记载：殡后，朝夕哭奠，焚褚币，日中上食，古之朝夕奠及上食也。每七日一祭，共七七日，曰“做七”。古无七七之说，其名起于僧家，始见于《魏书·胡国珍传》也。至二七前后，视死之日定为回眚之期。自寝至堂、至门皆设食，妇女具哭，曰“接眚”。眚，即唐博士李百才所谓“煞”，其名其余道家。惟《魏志》之避衰，《颜氏家训》之避煞，皆背其死者而避之，而近地独以接称，犹为彼善于此也。

《太仓州志》（二十八卷·民国八年刻本）记载：其他禳殃煞，焚纸房，每七日设祭诵经。

《盛湖志》（十四卷·民国十四年周庆云覆刻吴江仲氏本）记载：人死，迁尸于中堂，即向道家以“六轮经”辨生肖所忌，谓之“批书”。……据批书所定日，用道士招魂，孝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