体的安排与需要。只要客体仅仅是有用的，它们就是内在可变换的，并且每一件都能够被别的具有同样用处的任何东西所代替。但是当它们是美的时候，它们就拥有了惟一的个别存在，其中任何一个的价值都不能够被他者所代替。①齐美尔指出，人与人之间绝大部分关系都可以作为交换的方式去理解。交换是最纯粹与最充分发展了的交互作用，当它寻求获得物质与内容时它规范了人们的生活。可以说，交换是一种独特的社会学现象，它是一种原初的社会形式并履行基本的社会生活功能。通过把一个对象与另一个对象交换，对象的价值被客观化了，其价值超越了单个的主体，这表明所谓客观性，就等于对主体的普遍有效性。②在货币出现之前，商品生产和交换只能以“以物易物”的形式存在。而货币的出现为各种不同的商品提供了一种共同的度量标准，一种普遍的价值尺度，从而极大地推动了商品的生产和交换，扩展了交换的深度和广度。货币作为一种价值尺度，有一个从珍贵品，如贝、帛、金、银、铜，最后到纸币的发展过程，但重要的是，货币作为衡量处于交换关系中的两种商品价值的第三种中介商品，日益脱离自身的表面价值或作为实物的价值，而转化为一种单纯的价值符号，其“功能”作用越来越凸现出来。货币成为展示了抽象的经济价值的代表，作为交换关系自主的呈现，“它将被需要的对象化为经济对象，并且建立了对象的可替代性。”③由于货币是交换的可分（份额）的对象，它的单位是与每一个不可分对象的价值单位同一的，因而它促使抽象价值从它的特殊、具体的内容中分离出来。另外，由于货币定位于个别对象之间并且与它们的每一个都保持着相等的关系，它就必须是完全中立的，因而无特质性或无个体性就成为它的内在品格。总之，货币只是可交换性的纯粹形式，它具体体现了那种事物据之成为经济事物的要素或功能，“货币是人与人之间交换活动的物化，是一种纯粹功能的具体化。”④在齐美尔看来，货币交换完全是一种社会学现象，是人类互动的一种基本形式，货币的发展是一种深刻的文化趋势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文化较低级阶段，符号体系经常意味着误导和浪费精力；而在文化较高级阶段，它则更多意味着合算和节省精力。现代生活要求在综合的符号中有一种凝缩，以保证在使用这些符号时所引出的结果等同于所有具体细节都被考虑在内之后的结果。在现代社会，价值操作日益通过符号来实现，这些符号越来越失掉了与其所在领域中的特定现象之间的物质关系从而成为单纯的符号，人们对符号与象征的认识与体验也随之不断深入。因此，理智能力和抽象思维的发展成为这个时代的特征，与此相对应，货币越来越演变为一种纯粹的符号，其内在价值变得越来越中性。显然，货币的引人注目的发展不能在真空中进行，它必须具备一定的社会和文化条件。齐美尔指出，“文化互动的普遍稳定性和可靠性影响了货币的所有外在方面。在一个稳定和严密组织的社会中，针对各种各样的危险，双方的关系可以得到保证和保护；只有在这样的社会中，从外在和心理的双重意义上，才有可能使纸币这种脆弱的、极易被摧跨的质料成为最高的货币价值的表征符号。”⑤他进而认为，社会的扩展，社会关系的性质和强度的变化，以及日益精细的社会分工，外加国家、法律和习俗的支撑，是货币失去内在价值而获得纯粹功能意义的前提条件。而建立在社会稳定基础之上的人们之间的普遍信任也是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离开了信任，社会自身将变成一盘散沙，货币交易也将陷入瘫痪。换言之，

①[德]西美尔：《货币哲学》，华夏出版社2002年版，第17页。

②[德]西美尔：《货币哲学》，华夏出版社2002年版，第23页。

③[德]西美尔：《货币哲学》，华夏出版社2002年版，第56页。

④[德]西美尔：《货币哲学》，华夏出版社2002年版，第109页。

⑤[德]西美尔：《货币哲学》，华夏出版社2002年版，第10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