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民族的伟大精神(7)

传承性在后来发展到了对祖先世系记载的认真程度。著名的有“孔氏家谱”。而中国许多家族都有叙家谱、族谱的习惯，而在南方一些地方，至今仍对“叙谱”情有独衷。有人甚至认为“儒家文化，变成了一种祖宗崇拜的宗教”。本人认为，儒家文化是农耕化的一个典型代表，这种对祖先的崇拜，实际上是农耕文化传承性在这一方面的突出表现。甚至连传宗接代这种观念，都是农耕文化传承性的一种表现。只是儒家拿来用作自己的神主罢了。传承性与制度习俗相互作用和强化，因而在文明的发展上有更加重要的作用。这种传承性显然与游牧文明相比有明显的区别。文明的传承性，在有文字后便更为明显。特别是文字的特点上，相对于游牧文明来说具有更为稳定和持续特性。中国文字的一脉相传，与西方符号文字相比，也更显独特。中亚某国，在20世纪末，决定其文字采用罗马字拼法。有学者撰文指出，古英语与现代英语差别之大是古中国文字与现代中国文字差异所不能相比。游牧民族的文字受外来文化的影响下的易变性与农耕文化的稳定性形成鲜明的对比。“中国文明的特点是统一性和连续性，没有明显的

突然停顿。”（《全球通史》）。

第二个特点是对土地的依赖。

毫无疑问，地球居民和所有陆生生物，土地对他们都是起着决定性的影响。农耕文明对土地的依赖程度高于其他文明。这是由农耕文明本身决定的。农耕与土地是紧密联系不可分割。农耕对土地还有较为严格的要求。不是随便什么样的土地都能种出作物。越是生产工具落后，对土地的要求就越苛刻。《周礼》中“草人”这一职务，就是掌管土地化治，也就是土壤改良工作的专门职该书还就什么样的土质应该用什么方法和物资进行改良。古代中国人对土地的利用确实用心良苦。这种对土地的依赖性与定居的稳定性相联系。农耕民族与游牧民族有本质的区别。正是因为农耕民族严重依赖土地，决定了农耕民族定居的极其稳定性。《尚书：盘庚》记载了盘庚为了迁移遭遇其部族强烈反对，盘庚说服他们进行迁移的故事。实际上盘庚是连恐带吓，才实现迁移的目的。司马迁在《史记：殷本记》里，对这一历史予以肯定。虽然《尚书》里还记载有舜三迁其都，但最早的、有细节的记载就是这篇《盘庚》。从这里，也可以看出农耕民族迁移是多么的难，连首领的命令实行起来也是有阻力的。在此之后的人口迁移就记载的比较清楚了，也进一步证明了农耕民族对迁移的恐惧和反感。土地是农耕民族的命根子，农民把土地视为了生命的一部分。汉以后的王朝更迭、农民起义，大多打着“均田地”的口号，就连20世纪初的共产党领导的革命，也认识到失地农民是一支不可忽视的巨大力量。毛泽东的农村包围城市的策略，就是建立在对这一力量的深刻的清醒的准确的认识上。他的最最通俗易懂、最深入人心的口号就是“打土豪，分田地。”由此可知农耕民族与土地的关系。正是因为这种定居的极其稳定性，决定了文明的发展方向。所以，这个特点也可以叫做定居的稳定性。

对土地的依赖与不愿迁徙的特点对文明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定居的后果，产生了家族关系和国家政治制度的萌芽。最先的部族首领很可能就是族长，最先的君主很可能就是最强大的部族首领。中国秦以后的国家政治制度，我们也能从中找到家族制度的影子。这种定居的稳定性，使得部族内部人与人之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