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史研究期望本土化(3)

人文社会科学的理论和方法总是会不断出新,显得五花八门。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社会史研究取得了明显进展,同时也引进接受了很多西方人文社会科学的理论和方法。如现代化理论、“中国中心观”、年鉴学派、国家—社会理论、“过密化”、“权力的文化网络”、“地方性知识”、知识考古学、后现代史学等等,林林总总。引进接受的过程既是一个让人目不暇接、眼花缭乱的过程,又是一个不断跟进、让人疲惫的过程。

走向田野与社会

中国社会史研究的本土化，需要对本土的历史和现实有深入的了解与深切的感受，需要社会史研究者走向田野与社会。这里的田野包含两层意思：一是相对于校园和图书馆的田地和原野，也就是基层的城镇乡村；二是人类学意义上的田野工作，也就是参与、观察、实地考察的方法。这里的社会也有两层含义，一是现实的本土社会，要懂得从现在推延到过去，或者由过去推延到现在；二是社会史意义上的社会，这是一个“自下而上”的社会，也是一个整体的社会。

“优先与人类学对话”，回到历史现场进行“在地化”的考察、体验和研究，实为中国社会史研究本土化的必由之路。人类学家从事的微观个案研究，要求研究者到研究对象的生活圈子里进行长期的田野工作，并对其观察和体验到的“他者”世界进行“深描”和“文化的解释”，研究者要由局外人和旁观者变成参与者和亲历者，达到亲临现场、身临其境的效果，这是中国社会史研究本土化的重要途径。需要指出的是，走向田野与社会和搜集解读历史文献并不矛盾。离开基本的历史文献无法去做具体的历史研究，也不可能拥有社会史意义上的“总体的眼光”，走向田野与社会恰恰是为了进一步搜集文献，激活文献，读懂读通历史文献。人事有代谢，往来成古今。历史既是一个时间的过程，又是一个在特定空间中展开的过程，对于历史时间的认识，我们只能间接地从文献中获知，而对于历史空间的认识，我们则有可能直接去体验去感悟。正是这种直接的体验和感悟，才使我们可以搜集到图书馆里没有的文献，可以看到历史的遗存，可以把以往的历史和现实的社会联系起来，一个多层次的立体的丰富的全面的历史才能展现在我们的面前。把历史文献和田野考察结合起来，把象牙塔里摇椅上的历史学家变成“田野里的历史学家”并没有什么不好。

重视社会史资料的搜集与整理

追求总体的全面的社会史研究极大地拓宽了传统史学的研究领域，同时也给研究者带来资料分散难以搜集整理的困难，这个困难又是一个必须面对和克服的困难。中国社会史研究的本土化，还有一个基础的又是很重要的工作，就是社会史资料的搜集与整理。

西方的社会史研究不仅扩大了历史文献的范围，甚至经历了一场“资料革命”。勒高夫说：“这些史料包括各种书写材料、图像材料、考古发掘成果、口头资料等。一个统计数字，一条价格曲线，一张照片或一部电影，古代的一块化石、一件工具或一个教堂的还原物，对于新史学而言都是第一层次的史料”。中国社会史研究中虽然没有像西方教堂保存的系统完整的个人家庭档案等资料，却有大量本土化的中国特有的社会史资料。除了卷帙浩繁的正史外，志书、笔记、家谱、档案、日记，甚至小说、戏曲、民谣、谚语、文物等，无不透露着社会史的信息。中国社会史有着不同于西方的社会史问题，更有着不同于西方的社会史资料，只有从这些本土化的资料出发，才能提炼出本土化的问题。从某种意义上说，没有中国自身丰富的社会史资料来源，就不可能产生中国本土化的社会史论著。我们已经高兴地看到，系统地搜集和整理社会史资料，哪怕是自己研究的某一领域的专题性资料，已经开始引起部分社会史学者的重视，一些研究机构甚至开始了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