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史研究期望本土化(2)

人文社会科学的理论和方法总是会不断出新,显得五花八门。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社会史研究取得了明显进展,同时也引进接受了很多西方人文社会科学的理论和方法。如现代化理论、“中国中心观”、年鉴学派、国家—社会理论、“过密化”、“权力的文化网络”、“地方性知识”、知识考古学、后现代史学等等,林林总总。引进接受的过程既是一个让人目不暇接、眼花缭乱的过程,又是一个不断跟进、让人疲惫的过程。

紧密相连，都有深刻的本土化背景，这是我们今天讨论中国社会史研究本土化的一个基础。

从中国的现实问题出发

中国社会史研究的本土化，需要我们高度关注中国社会的历史和现实变迁，从中国的而不是西方的现实问题出发来确定我们的研究内容，进而提炼出我们的理论和方法，也就是要有中国的“问题意识”。

我们知道，社会史其实是一门“问题史学”，通过过去理解现在，通过现在理解过去，正是年鉴学派方法论的核心。第三代年鉴学派的代表人物勒高夫就明确指出，社会史“比任何时候都重视从现时出发来探讨历史问题”。社会史意义上的“社会”，不仅是历史上的社会，同时也是现实的社会，是一个历史与现实粘连的社会。半个世纪前，钱穆先生在香港某学术机构演讲时就“如何研究社会史”也有如此的看法：“要研究社会史，应该从当前亲身所处的现实社会着手。历史传统本是以往社会的记录，当前社会则是此下历史的张本。历史中所有是既往的社会，社会上所有则是现前的历史，此两者本应联系合一来看”。现实社会中的许多问题都由历史沉淀而来，从历史出发对现实问题会有更为深刻的认识。反过来，从现实出发则更能提炼出具有学术和现实意义的历史研究课题。近年来中国社会史研究中比较活跃的“生态社会史”、“医疗社会史”、“水利社会史”等，均是从现实出发提出问题、研究问题，取得了令人瞩目的研究成果，本土化的趋向令人期待。

“自下而上”的区域社会史角度

中国是一个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也是一个幅员辽阔的大国。中国社会史研究的本土化，不仅需要进一步加强对中国历史“宏大事件”的深入研究，而且需要从“自下而上”的区域社会史角度加强研究。

为什么要加强“自下而上”的区域社会史研究？美国学者柯文认为：“采取这种做法的主要依据是因为中国的区域性与地方性的变异幅度很大，要想对整体有一个轮廓更加分明，特点更加突出的理解——而不满足于平淡无奇地反映各组成部分间的最小公分母——就必须标出这些变异的内容和程度”。的确，整体的社会无疑是多区域社会互相联系的结合体，区域研究通过对一定区域“全部历史”的深入考察理解其历史发展脉络，这就有可能提出不同于宏观历史的问题和解释，避免把宏观历史的框架套用到具体的区域发展进程中。检索年鉴学派的研究成果，可以发现一个重要特征就是从区域角度出发的论著占有重要地位。布罗代尔的名著《菲利普二世时代的地中海和地中海世界》、勒华拉杜里的《蒙塔尤》，一定程度上说都是区域社会史研究的经典之作。黄宗智、施坚雅、杜赞奇等国内学界熟悉的中国问题研究的代表人物，其重要著述无不是从区域出发对特定区域的深入研究。其实，在中国学术发展史上，不仅古老的历史学具有区域研究的悠久传统，而且新兴的社会学、人类学等学科更加重视从区域出发理解中国的历史与现实。眼下方兴未艾的区域社会史研究不仅显示出它对整体社会史研究有极大的推动作用，而且成为推动中国社会史研究本土化的重要实践和主要趋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