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史研究期望本土化

人文社会科学的理论和方法总是会不断出新,显得五花八门。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社会史研究取得了明显进展,同时也引进接受了很多西方人文社会科学的理论和方法。如现代化理论、“中国中心观”、年鉴学派、国家—社会理论、“过密化”、“权力的文化网络”、“地方性知识”、知识考古学、后现代史学等等,林林总总。引进接受的过程既是一个让人目不暇接、眼花缭乱的过程,又是一个不断跟进、让人疲惫的过程。

中国社会史研究期望本土化

人文社会科学的理论和方法总是会不断出新，显得五花八门。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社会史研究取得了明显进展，同时也引进接受了很多西方人文社会科学的理论和方法。如现代化理论、“中国中心观”、年鉴学派、国家—社会理论、“过密化”、“权力的文化网络”、“地方性知识”、知识考古学、后现代史学等等，林林总总。引进接受的过程既是一个让人目不暇接、眼花缭乱的过程，又是一个不断跟进、让人疲惫的过程。在这样一个过程中，我们在不断地反思，也在不断地前行。一方面，中国社会史研究深受西方有关理论和方法的影响，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另一方面，我们又不时看到对盲目追跟、一味模仿西方理论和方法的批评，建立中国本土化的社会史研究理论和方法的呼声在我们的耳畔不时响起。

尽管学界对“何谓本土化”这样一个基本问题仍存在多种不同解释，但其核心问题无非是用西方的或其他外来的理论和方法来研究本土社会问题时，需要对原有的理论和方法进行检验或修正，需要结合本土实际情况和问题赋予原有理论和方法以新的内涵，甚至重新建构更为切合本土实际情况和问题的理论和方法。本土化并不是排斥西方的或其他外来的理论和方法，更不是什么狭隘的民族主义，重要的还是我们常常论及的“借鉴”。推进中国社会史研究的本土化，需要关注以下几个方面。

把握中国社会史研究的学术传统与研究背景

推进中国社会史研究的本土化，首先需要正确对待中国社会史研究的学术传统，深刻理解中国社会史的研究背景，在吸收西方理论和方法的同时做到心中有数。

20世纪初梁启超的《新史学》不仅在政治上起到了开民智、鼓民气的作用，而且开启了以进化论为基础注重“群体”研究的社会史研究之先河。他批评中国旧史学“知有个人而不知有群体”等四大弊端，鲜明地提出史之所贵贵在“群史”的史观，所谓“夫所贵乎史者，贵其能叙一群人相交涉相竞争相团结之道，能叙一群人所以休养生息同体进化之状，使后之读者，爱其群善其群之心，油然生焉”。新史学应该是国史，是民史，是一大群人的历史，是社会的历史，一时成为学界的共同认识，考古学、人类学、社会学、民俗学等近代意义上的新学科在中国的兴起与新史学互为激荡，蔚然成风。这是中国社会史研究的学术传统，在推进中国社会史研究本土化时需要正确对待。

如果说上世纪初社会史在中国的出现深受社会政治思潮影响的话，上世纪80年代中国社会史的复兴同样是中国社会政治变动的结果。“文化大革命”结束之后，我国开始由阶级斗争转向经济建设，全面了解国情、认识国情成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史学界在反思以阶级斗争为主线、以政治史统括全部历史的过程中，发出了全面研究中国历史，“把历史的内容还给历史”的呼声，学科意义上的中国社会史研究应运而生。中国社会史研究的兴起和复兴，都与中国社会的时代变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