往的跨文化条件的呼吁，因为缺乏认真的支持者来解读跨文化理解的方法是不可取的。

在近期对文化身份的论述中，马戈利斯对“激进历史”的说明建立于对20世纪哲学发展中分析、结构的批判性综合之上，这为传统观点提供了另一种看法。伽达默尔避开讨论艺术作品身份无变化的形构问题，而是建议取代这些描述性或社会性的历史解读。在这种情况下，历史学家融合了跨越时代的历史事件，更重要的是融合了既定时代的解读者的经验。将这一概念应用于艺术作品文化身份问题，意味着通过调查根植于社会生活习惯中的社会现象和事实就能建立任何既定时代中的身份。这种策略或许也适用于特殊本土文化的身份问题，但是它并没有说明马戈利斯近期的建议如何解读特殊社会外或全球基础上的艺术作品文化身份的问题。

一个可能的答案就是吸收对边界消溶的全球性社会的理解。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正是黑格尔的最终方案或者波普尔、伽达默尔各自的方式。我不确定这是否就是伽达默尔的想法，但是它似乎说明他不主张从本土文化的极端探究文化身份的论断并不能真正解读文化身份这一大问题，即跨过本土文化如何论述文化身份。

认清本土文化与全球文化之间的冲突已经成为20世纪后期人们关注的主要问题之一。我们不能指望解决这次争论所包含的政治和经济统治下的所有问题。但是，朝着全球性的理解前进一小步，以继续探讨如何使特定文化的艺术作品被异域文化下的人们所接受还是有可能的。

在分析中我曾试图辨别进入艺术作品的文化身份的三个方面：为技术和艺术产品的正常元素服务的艺术文化；连接艺术作品和各种各样其他的组成特定社会成分的大众文化；世界文化的理念，其中提到的事实是对艺术作品感兴趣不一定只局限于产生创造它的特定的文化。上述每个层次的文化都分别有助于文化身份的分析。

比如谈到埃尔金石雕的历史环境，埃尔金石雕同帕台农神庙石雕有相同的身份，这相同的身份于19世纪初在英国被设定。这一身份作为它们的艺术意义，以及它们属于英国还是希腊的争论的焦点，一次又一次被重新设定。它们的身份都必须被看作与不断积淀的历史相符合，这一历史始于它们在公元前5世纪的雅典被创造，也包括在英格兰的新生活还有随后的流亡生活。像所有真正伟大的艺术作品一样，埃尔金石雕并不属于某一特定的人，而应该在更广阔的世界文化中分享。从综合的人性角度来说，伟大的艺术由我们看似简单的各种各样的本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