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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和工具逐渐不能适应人类交通生产和生活的而要，人们迫切需要有新的更为先进的交通工具和设施来填补这一空缺，正是由于不同时代人类需求的不同，导致了新型交通的发明和使用。在以新代旧的过程中，原先的交通民俗也必然受到挑战，直至发生动摇，最终为新的交通民俗所完全取代。以水上运输工具为例，最初的浮水器具都是一些现成的稍作加工即成的东西，如一段树干、数个葫芦、皮囊等。但这些浮具尚不能将人体从水中完全托起，更谈不上物资的运输了，于是古人就发明了用竹子、牛羊皮等编排成的筏子。然而，筏子作为航行工具毕竟有其不可克服的种种缺陷，于是我们的祖先又开始了“刳（剖开、挖空）木造舟” 时代。随后船体渐趋增大，质量也越来越高，直至现今的“通海巨舶”。以筏、船为载体的水上交通民俗也随着筏、船的代代更替而以越来越快的速度产生、传承、变异和发展着。例如，明清时盛行于大运河上的溱潼船会到现今则只能以复原的方式展现于世人面前了。

（3）历史文化的传承和传播 民俗文化是民众在长期的社会实践中创造、传承并享受的文化事象，具有相对稳定性的特征，也就是说，民俗一旦产生，就会伴随着人们的生产及生活方式相对地固定下来，成为人们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只要社会稳定，人们的生产方式及生活方式不发生剧烈变革，民俗文化的稳定性就会越强。交通民俗作为民俗体系的一个分支，同样存在这种稳定性。但是，这里的稳定性并不是说是一层不变的，这是一种相对的稳定性，随着时空的变化会产生一些细微变化，但于主体却影响不大。这也就是在今日为什么我们仍能在黄河上看到漂流而下的神奇的羊皮筏子；看到西南少数民族地区流行的溜索；看到东北雪林的狗拉雪橇的原因所在。交通民俗文化的相对稳定性为其从古至今的传承创造了条件和根据。传承有两种形态，一种是纵向传承，另一种是横向传承，也可称为扩布。纵向传承如上述的羊皮筏子的传承，而关于横向传承，则是指社会之间的相互借鉴，将其社会中的交通民俗融入自己固有的民俗文化之中的过程。例如，黄包车是日本人于1870年发明的，1874年3月，法商米拉将它输入中国。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上海三轮车公司把自行车和黄包车结合在一起，制成了后来通行的三轮车。这种在中国出现流行的交通民俗也就是历史文化的传播传承所最终形成的结果。

（4）民族文化因素 民族是具有共同的语言、地域、经济生活和表现有共同的心理素质的稳定共同体。他们在长期的共同生活中，逐渐形成共同的文化特色，这些特色也就是他们民族所特有的标志。在居住上有居住上的特色，同样在交通上也有各自民族的特色。朝鲜族习惯于用头顶载物，蒙古族有以马为动力的勒勒车，而吉卜赛人由于长期居无定所的漂泊生活，于是就使大篷车成了他们这个群体的标志。民族文化具有强烈的凝聚性与稳定性，因此许多民族的传统交通得以延续使用，至今仍能为我们世人所见。流行于欧洲中世纪时期的马车，在今日汽车纵横的空隙中却还能寻到它的踪影；北京的胡同是汉民族文化中的一支奇葩，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浓缩，具有极高的旅游开发价值，因此现在它开发出来，鲜明地打出“到胡同去” 这一宣传口号，取得了显著的效果。

二、中国交通民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