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性别理论研究综述

（一）在西方的兴起与发展

从第二次女性主义思潮开始，女性生存权利和地位的改善虽然仍是妇女解放运动的主轴，但西方女性主义学者开始深入探究女性受压迫和遭受不平等对待的根源。

早在20世纪50年代,西蒙 ·波伏娃就在《第二性》中指出:“女性不是天生的,而是逐渐形成的”。她指出，社会性别(gender)与生物学上的性别(sex)不同，女性的不利处境不是自然的，是父权制社会建构的产物。第一次把性别的生物学构成与社会构成相区别。[9]

1972年,英国社会学家安 ·奥克利在对男女的社会和家庭分工进行研究后，在《性别、社会性别和社会》中,论证了生物上的性别(sex)与心理文化中的社会性别(gender)之间的差异。她指出:性别分工并不是由男女生物学上的差别决定的自然体，而是社会有意造成的性别不对等的社会规范，从性别规范上揭示了性别的社会文化建构性和不平等性。[10]

1975年，人类学者盖儿 ·卢宾在题为《女人交易:性的“政治经济学”初探》的论文中，借鉴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列维 ·斯特劳斯的结构人类学以及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理论，提出了具有独到见解的性别机制理论。认为“性/性别制度是制造和规范着性、性别甚至于个性的一整套社会组织；这套组织(亲属/婚姻)在制造性别差异的同时不断地维持着性别差异”。[2]157

1988年,美国史学家琼 ·斯科特在《性别与历史学》中，进一步强调性别是一种权力关系,即一种“以性别差异为基础的社会关系的成分”和“区分权力关系的基本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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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女性主义学者先后把性别视为社会规范、社会制度、权力关系、分层机制，在性别分析过程中逐步建立了性别理论的基础。

20世纪80年代开始,社会性别理论和实践迅速发展，性别的视角不仅常见于女性研究，西方各国政府及联合国等国际组织在出台政策和制定发展战略时也引入了性别分析的框架。1992年,斯特加德等人撰写的《性别与发展--实践指南》，从性别、统计、农业、就业、住房、交通、健康、家庭资源管理及实践操作等9个方面全面阐释了“社会性别式发展”理论。

经过三十多年的发展，社会性别理论至今仍处于不断整合与完善的进程中，但其独特的性别视角已经吸引了包括女性主义思想家在内的世界各地、各界人士的关注，成为分析社会现象一种重要的工具和方法。

（二）在中国的传播与发展

中国对于社会性别理论的了解始于 1993 年在天津举办的“妇女与发展”研讨班。当年海外中华妇女学会第一次同中国妇女研究者合作，与天津师范大学妇女研究中心共同举办了为期两周的“第一届中国妇女与发展研讨会”。在会上 ,以社会性别一词来介绍“gender”时，引起震动。这次研讨会开始使中国的妇女研究者们积极地学习和了解社会性别理论。1995 年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在北京召开，是社会性别理论进一步传播的重要契机。世妇会的文件《行动纲领》和《北京宣言》就是社会性别理论的产物，世妇会推动了中国妇女研究。对于社会性别理论的探索从1993 年到 1997 年，是社会性别理论在中国传播的阶段。在这个阶段，社会性别理论的研究视角吸引了中国妇女研究者的目光。大量的西方社会性别理论文章作品如《社会性别研究选择》、《西方女性主义研究评价》、《女权主义社会学介绍》等被翻译到了中国；《中国妇女报》对社会性别意识作了充分的宣传与报道；一些妇女理论研讨会研讨班也对社会性别作了研究和探讨，社会性别理论的思想内容和研究方法在这期间被熟悉和了解。中国的妇女活动在这个期间也特别活跃。特别是京津地区以及陕西、云南等地，出现了大批的妇女活动团体。而在这三个地区的妇女活动中，社会性别培训最为突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