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从文虽然传达出了将湘西以及湘西苗人当作“中国的中心”以及“象征性主人”的思想：“阿丽思，你也应见一见我那地方的苗子，因为他们是中国的老地主。如同美国的红番是美国老地主一样”195；并且也赞颂了苗人具有汉人所不具备的优美德行：“一个野蛮民族的苗中之王，……他的省俭同他的和气，虽说是野蛮，有时我以为同这些野蛮人接近五个月，还比同一个假绅士在一张餐桌上吃一顿饭为受用的！你见到苗中之王与苗子的谦虚直率，待人全无诡诈，你才懂到这谦虚直率在各个不同的民族中交谊的需要。”195但是，在这部两卷本的小说中被描述的湘西以及苗族却是在沈从文于租界生存环境中生成的“内部东方主义”视野观照下的产物，带有作者对自己苗族、汉族双重族属身份的复杂纠结心态，流露出他对殖民文化的强烈反感。

赛义德在《东方学》中说：“东方被观看，因为其几乎是冒犯性的（但却不严重）行为的怪异性具有取之不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