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话语流露出沈从文对上海租界生活明显的挣扎心态，然而无论如何，为了“求生”的需要，沈从文在一段时间之内却不得不寄居于上海租界或往来于上海吴淞与租界之间。租界生活作为沈从文的一种“生命体验”，对其心理乃至小说写作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在这些沈从文租界生活的“生命体验”中，最鲜明的就是租界语境让沈从文感受到了强烈的“民族”屈辱感，处处感受租界殖民话语的凌辱。在这种情况下，沈从文于北京时期通过乡土小说的写作实现完成的对自我苗族族群族属身份认同的立场得到了强化。这是因为文化身份的“生产”是一个永远不会完结的过程，“而且总是在内部而非在外部构成的再现”208；身处于租界，殖民者对被殖民者的鄙视以及被殖民者的民族自卑情结，双重因素的刺激使得沈从文捡起记忆中苗族族群民众在道德伦理上的优越感来对抗殖民者的鄙视和自我的自卑心态。斯图亚特认为：“我们当下不应该低估或忽视关于重新发现的本质身份的观念所导致的想象性重新发现行为的重要性。‘隐蔽的历史’在我们时代出现的许多重大社会活动——女性主义、反殖民主义和反种族主义——中起到了关键作用。”210沈从文进入租界生活状态后，开始理性正视自己已经“重新发现”了的“本质身份”，将苗族血统族属身份的“隐蔽历史”去蔽还原，端正并将自己苗族身份的族群本位立场推向历史前台，以关于苗族的历史记忆、民间传说、神话故事，以及傩事信仰活动，婚恋中的民间歌谣、狩猎、龙舟、放蛊、行巫、落洞等民俗文化作为书写的中心，以苗族族群民众所具有的淳良朴素德行品性作为对“民族”文化重造的思考，塑造民族“想象共同体”集体记忆的“认知物”，进而完成对“中华民族”这一民族国家的想象性建构认同。

二

沈从文上海租界生活时期乡土小说写作中“苗族本位立场与民俗书写”之间关联的写作思致，对于沈从文来说也并不是在上海租界的写作环境下一蹴而就的，它有一个作家在思想上自我嬗变的过程。

沈从文进入上海租界后写出的最早的以湘西苗族人事风情为表现内容的小说是《阿丽思中国游记》。在这部两卷本的长篇小说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