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中国法律解释体制的思考(一)发展与协调

从实践的层面分析，真正主导人们法律实践的观念，恰恰不是充分自足的制定法观念，而是不断演进完善的制定法观念。这一点在对法律解释必要性的认识上表现得极为明显。由前述可知，当代中国的法律实践对法律解释的必要性一贯持肯定态度，立法上对法律解释的规定则是全方位的，不仅在法律“具体应用”的层面上，而且还在法律本身“进一步明确界限或作补充规定”的意义上肯定法律解释。联系学理上和实践中人们对法律解释意义的阐述，这种对法律解释必要性的全方位规定[17]可以具体表述如下：任何法律规范都是抽象、概括的规定，要适用到现实生活中具体的人和事，需要法律解释的媒介作用;任何法律规范都应该具有稳定性，要适应现实生活和人们认识的不断发展变化，需要法律解释;法律适用不得不面对和克服法律规范自身存在的模糊和歧义，从而需要法律解释;由于各种原因，法律规范本身存在缺漏，也需要把法律解释作为拾遗补缺的重要手段之一。就中国而言，由于国土辽阔，人口、民族众多，地区发展不平衡，在法律的普遍规定与特殊调整和具体适用之间，矛盾就尤为突出，法律解释在中国法治实践中的意义也就特别重大。因此，法律解释是法律实施的一个基本前提，也是法律发展的一种重要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