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淹城

的是，句容浮山果园晚期墓以及金坛鳖墩等地墓葬的年代也均为西周晚期到春秋早期。

故此，我们认为，淹城内城河出土的独木舟碳十四测定年代虽有可能偏早，但其出土的青铜器和陶瓷器的年代当为西周晚期到春秋早期，不可能迟至春秋晚期到战国初期，下限最晚也只能到春秋早期。

此外，为了破解淹城四周现尚保存的近７０座土墩的奥秘，淹城考古队还对城外西北部的干家墩作了解剖，结果不仅证明了这些土墩都系墓葬，而且证明有的墓葬和出土的遗物时代可早到西周。据发掘资料，干家墩堆积共分５层，在３、４、５层上部分别清理出４座墓葬，共出土了４０多件原始青瓷器和几何印纹陶器。４座墓可大体分为三期，早期丁座，时代在西周晚期或西周早期；中期一座，时代为春秋中期；晚期两座，时代为春秋晚期。早期一座墓葬的随葬物，可在内城护城河出土的原始瓷器和几何印纹陶器中找到相似物，晚期两座墓葬的随葬器物，其造型和纹饰与三道城墙内出土遗物的风格完全一致。另外，１９８３年武进县淹城管理处的同志还在淹城东南干家滨的河埂上（俗称大埂墩）发掘了一座土墩墓㈣，直径为１８米，现高出地面４．５米。在清理过程中，发现五组成堆的器物，当也应是分属于不同层位的５座墓葬的随葬品。从这些出土物如陶鼎、陶豆、原始瓷豆和几何印纹硬陶器来看，与句容浮山果园、溧水宽广墩、金坛鳖墩等西周墓出土的器物基本相同，墓葬形式也类同，说明大埂墩的墓葬时代当应属西周中、晚期。

据前所述，人们自然要问，既然淹城的三道城墙乃至三道护城河都为春秋晚期一次性筑建，

图六三轮双兽盘

４８

万

方数据图七原始瓷直简罐

那为什么在内城的护城河的底层以及城外还发现有西周晚至春秋早期的遗物和墓葬呢？这只能表明早在春秋晚期以前，淹城及其附近一带就已有人群居住，起码在西周至春秋早期已有较密集的人群居住。而且从淹城内城河出土的这批青铜器来看，既有礼器尊、厘、牺首簋等，又有成组的句罐乐器，这决非是一般平民而应是有较高身份的贵族甚或王侯才可能拥有，甚至也不完全排除地处北方的奄族在周成王讨伐后一部分南逃至此的可能性。但笔者认为，在西周至春秋早期，不论是哪位王侯贵族居此，哪怕就是奄族的君王逃此，都不曾筑城，这是事实，其原因有待探讨，但有可能是当他们抵达此地还未来得及筑城挖壕时，就被灭亡了。为什么西周晚期到春秋早期的独木舟和青铜器等遗物会在以后春秋晚期所筑城的内城河出土呢？笔者认为有一点值得研究，淹城地处漏湖之旁，河汊纵横，是否在春秋晚期筑城挖壕时，有的段落可能就是利用原已存在的古河道、沟渠甚或沼泽地截断和改挖而成，否则为什么在北部的子城、内城和外城三道城墙之问，除城河外几无隙地而南部开阔？再则，今天还明显可看出，在北部且ｌＪＪ＇ｂ城河的龙潭地段，内城河与外城河之间只隔着一外城墙（现已完全破坏，致使内、外城河连通，上有一木拱桥供进出），这说明当年筑城挖壕时，是依据当时的地形、地貌和环境甚或河

汊的走向等而周密设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