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的人物”的典型与艺境——论王熙凤形象和性格的创造

前言

鲁迅对文学作品的评价，虽然言简意赅，却内涵丰富、深邃，带有他作为一位伟大作家的敏锐的感受和独到的观察，因而，往往不是一次就能看明白并透彻理解的。譬如他对《红楼梦》的这段最著名的评论文字：

至于说到《红楼梦》的价值，可是在中国底小说中是不可多得的。其要点在敢于如实描写，并无讳饰，和从前的小说叙好人完全是好，坏人完全是坏的，大不相同，所以其中所叙的人物，都是真的人物。总之自有《红楼梦》出来以后，传统的思想和写法都打破了。（《中国小说的历史变迁》）

在中国古典小说中，这是鲁迅所给予的最高评价。从字面上讲，我们也能理解，鲁迅在这里关于《红楼梦》美学价值的论断，是从这部杰作的现实主义的高度成就做出的评价。而《红楼梦》的作者曹雪芹也自称，他的《红楼梦》的创作，是“至若离合悲欢，兴衰际遇，则又追踪蹑迹，不敢稍加穿凿，徒为供人之目而反失共真传者。”（《红楼梦》第一回）如果我们能对这部作品的美学意蕴做一点较深层次的探讨，就能领悟到，鲁迅所赞叹的它的“真”，与曹雪芹夫子自道的“真”，大体上是一致的。对于《红楼梦》的这种“真”的迫求，我在《艺术境界中的“生活境界”》一文里，曾这样谈到自己的一种理解：“曹雪芹突破了章回小说的窠臼，改变了说书人那种叙述格的体例，它是以描写为主进行着生活全景的创造”：并说这是中国古典小说“在题材发展中的现实主义深化”。鲁迅所谓的“真的人物”、也就是这“生活全景的创适”中的人物。它们的真是“真”在整体的被把握。《红楼梦》中的众多的个性鲜明的人物形象，无论是那些著名的典型人物，如林黛玉、贾宝玉、薛宝钗、贾探春、史湘云、李纨、妙玉、贾母，或晴雯、袭人、鸳鸯、平儿、紫鹃、尤二姐、尤三姐之辈，也包括那些“竟一代不如一代”的男性贵族贾赦、贾政、贾珍、贾琏、贾蓉之流，以至王夫人、邢夫人、尤氏、刘姥姥、焦大、红儿、龄官等着笔不多的人物，却无不逼真活跳、新鲜别致，跃然纸上，而这些个体形象的姿态横生，又是浑然天成地组合在《红楼梦》艺术情节整体的形象世界里。

从创作艺术上讲，曹雪芹的“字字看来都是血，十年辛苦不寻常”，以至“增删五次，纂成目录，分出章回”，都是很经过一番从生活到创作的去粗取精，提炼、概括，不断深化的典型创造的功力的。但是，曹雪芹对于他自己的创作艺术，却是平淡道来，称之为“追踪蹑迹”, “只取其事体情理罢了”。不过，这句平淡的话在《红楼梦》里的艺术表现，却是显示了中国古典小说的现实主义的新境界——按照生活的“事体情理”创造出来的艺术的形象世界。从艺术创作规律来讲，这自然是作家形象思维的一段复杂经历。它既蕴含着作家对现实世界的慧眼观察和透视，又渗透着作家主观的审美意象和价值体验的全新创造。俗谓之来自生活而又高于生活，却仍然是另一重完整的“生活世界”。它不仅显示着艺术掌握世界的动人的魅力，而且反映了“比普通的实际生活更高、更强烈、更有集中性、更典型、更理想，因此就更带普遍性”,（毛泽东）的丰厚多样的“事体情理”的“本来面目”。因而，它的每一个形象、性格的个休生命，都是社会生活中的“真的人物”，多彩多姿、血肉一体地融合在它所“生存”的形象世界里，维妙维肖，妙合无垠！

尽管在《红楼梦》所反映的这个贵族之家的生活世界里，每天都发生着纷繁复杂的大小事件，并有着千姿百态的人物活动在其中，纠缠、碰撞，但由于他们的形象和性格，置身于生活自然流程的“事体情理”之中，这便使它们有了决不雷同的“真的人物”的个性和情态逼真到几乎使读者忘记《红楼梦》是一部小说，而最大限度地调动了他们的创造性的想象力，进人撼动心灵的鉴赏活动。我以为，在《红楼梦》“生活全景”的形象世界里，创造得最为成功的不朽的艺术典塑，当是王熙凤。

都知爱慕此生才

我历来不赞成把《红楼梦》只说成是写爱情的小说，我们在四十年前的《关于（红楼梦）简论及其他》一文中，就曾说过：“《红楼梦》是封建社会没落时期的社会生活的百科全书”，现在我还是坚持这种看法。虽然贾宝玉、林黛玉的爱情悲剧，的确占据着《红楼梦》艺术情节的中心，但这情节依然是有两条线索相互交错、相互融合地在发展着。如果我们要用一句话来正确表述它，也只能说，《红楼梦》反映了封建末世贵族青年叛逆者的爱

情悲剧，即它是在封建贵族荣宁二府衰败史中展开了叛逆者的悲剧冲突的。否则，我们将无法解释，王熙凤这一不朽的艺术典型在《红楼梦》中存在的意义与价值。王熙凤与宝黛爱情悲剧有多少关联？这在《红楼梦》的回目里屈指可数。第二十五回因宝玉烫了脸，众姊妹相聚怡红院，谈笑间互相嘲弄。王熙凤居然对林黛玉随口说出“你既吃了我们家的茶，怎么还不给我们家作媳妇？”而引起了大家的哄笑，“小性儿”的林黛玉，只能红了脸，一声不言语，便回头去了。不得已时也只是无可奈何地说：“什么诙谐，不过是贫嘴贱舌讨人厌恶罢了。”结果却招来了王熙凤更露骨的嘲弄：“你别做梦，你给我们家作了媳妇，少什么？”指宝玉到：“你瞧瞧，人物、门第配不上，根基配不上，家私配不上？那一点还玷污了谁呢？”有谁敢这样和林姑娘开玩笑！但这是善意的，也是亲昵的嘲讽。第三十回宝黛为了清虚观张道士谈到的“好姻缘”，心里不快吵闹了几句，引发了宝玉摔玉、黛玉吐药的轩然大波，被贾母派去窥察动静进行说合的，又是这位王熙凤。因此，在曹雪芹的《红楼梦》前八十回，王熙凤是并没有为“金玉良缘”出过什么力，到了后四十回高鹗的笔下，却突然变成了“掉包计”的主谋，性格上没多少脉络的衔接，写得也并不成功。

然而，荣国府的贵族生活，能缺少王熙凤么？而在《红楼梦》生气贯注的艺术境界里。如果少了王熙凤的出场，则明显地会少了一个连接荣国府和大观园的生活“聚光点”。（据我的统计，曹雪芹的《红楼梦》前八十回，写到王熙凤的就有五十二个回目）对于如何着笔荣宁贵族的纷繁错综的生活，曹雪芹在《红楼梦》第六回，曾用说话人的口气讲述过构思的艰难：“按荣府中一家人合算起来，人口虽不多，从上到下也有三四百丁；虽事不多，一天也有一二十件，竟如乱麻一般，并无个头绪纲领。”这里作者口头是将要用刘姥姥一进荣国府来做“头绪”，但实际上作者的用笔，还是围绕着塑造王熙凤的形象和性格而选取的一个艺术视角。

贵族之家的荣宁二府，是当朝功勋卓著赫赫百年的豪门望族，虽如《红楼梦》 第二回冷子兴所说：“如今这宁荣两门，也都萧疏了，不比先时的光景。”可“百足之虫，死而不僵”，何况又平添了元春晋封贵妃的“非常喜事”！那外面的架子和内里的排场，却还依然故我，骄侈淫佚，享受着那末世的繁华。在这三四百丁的荣府一宅，从辈份来讲，已有了祖孙四代人，虽只几十个主子，但老老少少、大大小小的主子身边，又层层阶阶役使着一批批男奴、仆妇、小子、丫头。荣国府名义上是贾政、王夫人在管事，事实上则是贾琏和王熙凤在支应着府内外的家务。这特殊的境遇就赋予了王熙凤以特殊的位置——她成了荣府一宅的管家奶奶。在《红楼梦》的艺术情节中，曹雪芹是通过塑造形象和刻划性格，来艺术地显示王熙凤这种特殊位置的，也可以说，是用了三次出场描写，从不同的视角来强化王熙凤的管家奶奶的形象的。王熙凤在小说里的第一次出场，是第二回林黛玉刚到荣国府的眼中所见。

中国小说的传统，是不大有细致的肖像描写，曹雪芹对他心爱的女主人公林黛玉的出场，也不过仅仅是一个约略的勾勒：“众人见黛玉年貌虽小，其举止言谈不俗，身体面庞虽怯弱不胜，却有一段自然的风流态度”。贾氏三春（迎春、探春、惜春）在黛玉眼中虽各有特点，却也只是大体轮廓。独独对这王熙凤，曹雪芹却做了十分精细的审视，不只写了容貌、体态的细节，还详尽地写了她的服饰妆束。这在《红楼梦》里，可以与同一回写宝玉的那段情节目比并，是一幅出色的肖像画。

自然，这出场是密切地结合着塑造王熙凤的形象和性格的，甚至可以说，王熙凤出场的每一个行动，都几乎是表现了她性格中的一个侧面。尽管这是通过林黛玉的眼睛，但作者还是做了强化环境、情景、物象的精心安排，如脂批所说：“很漏凤姐是个当家人”。这“很漏”当然并非抽象的介绍，而是林姑娘慧眼独其观照下的王熙凤声情笑貌的“真的人物”的生动形象。

首先，作者没有把她的出场安排在贾母初见黛玉的场面上，因为那样，会因贾母与黛玉骨肉相逢的悲痛，腾不出场面来展开她的性格，冷落了她；如果单独去写她，又会喧宾夺主。而且也引不起远客林黛玉的明眸凝睇，也没有机缘让她唱独角戏，以揭示她在荣国府与老祖宗面前的特殊地位。因此，作者把她的出场安排在黛玉己同贾母、邢王二夫人、李纨和贾氏三姊妹见面之后。这是众人都在的场面，这是一个刚刚经历过感情激动的氛圈，而远客林黛玉已对这外祖家的外貌、家规有了初步了解，这时才让王熙凤上场，就有了她单独活动的“艺术天池”，而这个众人都在的场面，也便于通过她的言谈行动，多面地、立体地突出她的形象和性格。

鲁迅曾说过：高尔基很惊服巴尔扎克小说里写对话的巧妙，“能使读者看了对话，便好象目睹了说话的那些

人。”还说：“中国还没有那样好手段的小说家，但《水浒》 和《红楼梦》的有些地方是能使读者由说话看出人来的。”（《花边文学·看书琐记》）这样的“对话的巧妙”，所造成的是读者想象中的富于情趣的艺术境界。我想，在《红楼梦》中能使读者由说话看出人来，莫过于王熙凤这个人物形象的创造了。未见其形，先使闻声。王熙凤人还在后院，却先传来了笑声，一句“我来迟了，不曾迎接远客”，就引起林黛玉的特殊感受：“这些人个个皆敛声屏气如此，这来者是谁，这样放诞无礼……。可见她一出场给予林黛玉的印象就已显示出她在荣国府的特殊地位。在封建大家族里，贾母，是荣宁贵族硕果仅存的老祖宗，她高踞于宝塔尖儿之上，按礼法，所有的晚辈在她面前都理应敛声屏气，何况今夭还有远客到此！在这样老少三代人奉侍老祖宗的场面上，居然来了这样一个大声喧哗的年轻媳妇，怎能不使正在“步步留心，时时在意”、刚来外祖家怕被人耻笑了去的林黛玉的敏感和吃惊！而由远客眼中所见，也昭示了她平日的无拘无束。自然，也恰恰通过王熙凤这“放诞无礼”的出场，才有力地表现出她深得贾母的宠爱，也显示了正是这种宠爱给了她特殊的地位。“甲戌夹批曾这样称赞王熙凤的第一次出场：“第一笔，阿凤三魂六魄已被作者拘定了，后文焉得不活跳纸上。此等非仙助即非神助，从何而得此机括耶。”但是不是王熙凤就真的敢在贾母面前放肆胡为呢？事实又并非如此。还是这位宠爱她的“老祖宗”说得好：“我喜欢他这样，况且他又不是那不知高低的孜子。家里没人，娘儿们原该这样。横竖礼体不错就罢，没的倒叫他从神似的作什么。”（第三十八回）原来这位“老粗宗”并非真正容忍王熙凤“放诞无礼”，只是从她那不错“礼体”的机智的奉承中消闲释闷，而王熙凤日常生活中在贾母面前的随意说笑，也确实不逾这个格儿。

这是王熙凤的第一次出场所造成的特殊的艺术境界，但是，这个出场描写虽有前后呼应的用笔，又并未忽略王熙凤的性格刻划。你看她出场后的瞬间的具体行动，包孕了这个典型人物多么丰富的个性与心态：看到林黛玉的容貌，立刻联想到“这通身的气派竟不像老祖宗的外孙女儿，竟是个嫡亲的女儿，怨不得老祖宗天天口头心头一时不忘。”短短几句话，表面上是称赞了黛玉的美，实际上却是在阿谀贾母。真是面面俱到，圆滑之至！提到黛玉母亲的去世，假哭起来，可一听到贾母的“贵备”，立刻转悲为喜，表现了她不露痕迹的善于逢迎和作戏。拉着黛玉的手问长问短，又询问婆子们对黛玉和伴随人员的安置情况，一方面是通过热情待客的表白，来炫耀她的管家奶奶的地位和权威；一方面又是为了表现她对黛玉的周到的关心，以取悦于贾母。答复王夫人已给黛玉选好了裁衣服的料子，明明是骗人，如“甲戊眉批”所说：“余知此缎，阿凤并未拿出，此借王夫人之语，机变欺人处耳。”却也显出她的精明能干。所以，王熙凤的第一次出场，虽是借助于林黛玉的明眸，其中有直接描写，也有间接描写，却极富概括力、多侧面地塑造了王熙凤的鲜明的形象和性格。

王熙凤在小说里的第二次出场，是第六回刘姥姥一进荣国府，亲眼所见、亲身感受的荣国府管家奶奶的形象和生活。

如果说，王熙凤的第一次出场描写，作者的精心构思和巧妙安排，是借助于来自扬州的远客林黛玉的眼睛所见，尽管这也是一双陌生的眼睛，却又毕竟是荣府至亲，对荣府有所了解，略知“与别家不同”，对琏二嫂子也作毫无所闻，何况在这特定的环境里，王熙凤的管家奶奶的特殊身份，还受到一定氛围、礼仪的拘束，无法显示其“骄大”与“娇贵”。于是，作者又从“千里之外，芥豆之微”引来了村妪刘姥姥。“刘姥姥一进荣国府”，在《红楼梦》的艺术情节里，是有着多重思想意义的。其中心意旨，是通过刘姥姥的眼睛，对比地写出贫富贵贱的悬殊。而使刘姥姥眼花缭乱的雍容华贵的形象，却是王熙凤及其家居生活。

刘姥姥，这位“借货亲疏触眼酸”的老村妪，虽与荣府有些瓜葛，其实不过是她女婿的上代人与王家连过宗。这次由她出面攀亲，日的是打抽丰。“刘姥姥进大观园”，曾经成为《红楼梦》流传后形容没有见过世面者有口皆碑的代名词。其实，这“一进荣国府”，才是作者对这位村妪初见世面的出色的描写。

“侯门深似海”，刘姥姥如果没有王熙凤爪牙周瑞家的人情，要想见“攀亲”的“真佛”，真是难于上青天。而周瑞家的想“显弄自己的体面”，自告奋勇作刘姥姥的引荐人，在作者的笔下，又不过是“皱染”当家人王熙凤的一个小小的铺垫。此即“脂评”“回目后批”所说，《红楼梦》的“无一笔写一人文字之笔”（第六回）。请看周瑞家的是怎样向刘姥姥介绍这位琏二奶奶的：

这位凤姑娘年纪虽小，行事却比世人都大呢。如今出挑的美人一样的模样儿，少说些有一万个心眼子。再要赌口齿，十个会说话的男人也说他不过。回来你见了就信了。就只一件，待下人未免太严些个。

这虽是爪牙的颂词，却也在褒贬中见真实，形象比喻中有抽象，为刘姥姥的晋见以及此后活跃在《红楼梦》形象世界中的王熙凤，增添了龙睛之笔。而王熙凤在刘佬姥眼中的出场自然又大异于苏州姑娘林黛玉的细心观照，另是一番情景。如果说，王熙凤在林黛玉眼中的出场，这位荣府管家人的形象，主要是靠场面上的烘托，王熙凤本人言谈举止的透露，林黛玉“灵窍”的感悟，显示出这位管家人形象性格中的机敏干练，和深得“老祖宗”与王夫人的信任。那么，映入村妪刘姥姥眼帘的，却是王熙凤的家居种种。刘姥姥虽自云见过世面，但却何曾亲眼目睹过荣国府这样的“膏粱锦绣”呵！在曹雪芹的笔下，刘姥姥心目里的王熙凤，是血肉融合在贵族生活的形象世界里。这里不过是荣国府中的一个小院落。这位老村妪一进王熙凤的屋子，就已目不暇给：“身子如在云端”；“满屋中之物都耀眼争光的，使人头晕目眩”,“斯时唯点头砸舌念佛而已！”置身在此时此境中的刘姥姥，差点儿没把平儿当成“真沸”拜了。在这个场面上，作者借用这个老村妪的鼻、身、目的感官，更深一层地揭示了这位荣府管家人的“勤劳冗杂”“并骄矜珍贵”的生活气派，所谓“借刘妪人阿凤正文”,“曲折顿挫，笔如游龙，且将豪华举止令观者已得大概。”

王熙风的第三次出场描写，是“协理宁国府”。这可说是曹雪芹对王熙风作为“管家人”的行使权力的正面的重场描写。熟读《红核梦》的人都知道，秦可卿之死，是小说的一个很复杂的情节。按照曹雪芹原来的构思，它本是导致荣宁贵族败家的一个重大事件。《红楼梦》第五回，太虚幻境关于秦可卿的“判词”和“曲词”，都有这样的隐喻：“漫言不肖皆荣出，造衅开端实在宁。”“擅风情，秉月貌，便是败家的根本。”后来由于某个“老朽”,“命芹溪删去”了“秦可卿浑丧天香楼”的情节，使得贾珍和奉可卿这件乱伦的丑事被掩盖了。但是，“余韵犹存”。贾珍的“如丧批考”“尽其所有”，大办丧事，尤氏之所以“病倒”，不能理事，本皆原由于此。现在由于这些情节都已删去，“协理宁国府”，则成了 秦氏出丧”的情节中心。《红楼梦》第十四回“脂评”“回末总评”虽说：“此回将大家丧事详细剔尽，如见其气概，知闻其声音，丝毫不错”，却又说：“写秦死之盛，贾珍之奢，实是都写得一个凤姐。”这也就是说，作者写这偌大的丧事场面，就是为王熙凤铺陈一个适合于她大展管家人才能的机遇与境界。

我们不能不佩服曹雪芹的巧妙的构思和生花的妙笔。王熙凤本是荣国府的管家人，作者却避开在荣府日常家务的环境，实写她的冗杂的家务活动和理家的才能，而把这有声有色的场面留给“客串”的“协理”宁国府了。艺术形象的生命和魅力就在于它的独创性。曹雪芹创造王熙凤的形象和性格，总是凭借其慧眼努力发掘题材的深意，并找到她形象性格与贵族生活的必然联系，从而，穿透题材的表层，显示其内在的意蕴。所以，尽管“协理”宁国府，却完全是直接描写王熙凤作为管家人在一个特定机遇里的种种作为：

你看她对宁国府的“风俗”了解得何等透彻：“这里凤姐儿来至三间一所抱厦内坐了，因想：头一件是人口混杂，遗失东西，第二件，事无专执，临期推委；第三件，需用过费，滥支冒领；第四件，任无大小，苦乐不均；第五件，家人豪纵，和脸音不得钤束，无脸者不能上进。”这是旁观者清么？其实，宁府的这些弊病，也何尝不是她在荣府所经历的事实呢！冷子兴对这“宁荣两宅”，就有过同样的评价：“如今生齿日繁，事务日盛，主仆上下，安富尊荣者尽多，运筹谋画者无一：其日用排场费用，又不能将就省俭，如今外面的架子虽未甚倒，内囊却也尽上来了。”（第二回）而且她自己不也向平儿说过：“出去的多，进来的少”, “咱们一日难似一日”么！“凡鸟偏从末世来”,“意悬悬半世心”，终难免那“忽喇喇似大厦倾”！何况她自己又是加速这没落家族破败进程的最人蛀虫呢！

你看她令出如山，何等果断：“既托了我，我就说不得要讨你们嫌了。我可比不得你们奶奶好性儿，由着你们去。再不要说，这府里原是这样的话，如今可要依着我行，错我半点儿，管不得谁是有脸的，谁是没脸的，一例现清白处治。”王熙凤的这种杀伐决断，何不用于荣府理家呢？请听听在“探春理家”一节中，她和平儿一番议论的心声：“若按私心藏奸上论，我也太行毒了，也该抽头退步。回头看了看，再要穷追苦克，人恨极了，暗地里笑里藏刀，咱们两个才四个眼睛，两个心，一时不防，倒弄坏了。趁着紧溜之中，他出头一料理，众人就把往日咱们的恨暂可解了。”(《红楼梦》第五十五回）

你看她分班执事，何等职责分明，而且说到做到，威重令行——对于一个“睡迷”的，立即喝命：“带出去，打二十板子，革去一月银米”。于是，成绩立见：宁国府中人才知王熙凤厉害，自此个个兢兢业业，不敢偷闲。而好强的王熙凤，却忙的“茶饭也没工夫吃得，坐卧不能清净。刚刚到了宁府，荣府的人又跟到宁府，既回到荣

府，宁府的人又找到荣府。”可这却使得王熙凤“十分欢喜”,“并不偷安推脱，恐落人褒贬，因此，日夜不暇，筹划得十分整肃。” 王熙凤的这种客串“协理”，不仅威慑了宁国府，也震动了全族——“合族上下无不称叹”，甚至连礼仪性的哭丧，作者对王熙凤都作了一番声势夺人的渲染。到了丧事的紧要日——“伴宿之夕”，更显露了王熙凤的才干：“一应张罗款待，独是凤姐一人周全承应。全族中虽有许多妯娌，但或有羞口的，或有羞脚的，或有不惯见人的，或有惧贵怯官的，种种之类，俱不及凤姐举止舒徐，言语慷慨，珍贵宽大；因此，也不把众人放在眼里，挥霍指示，任其所为，目中无人。”

“脂粉须眉齐却步，并无一个是能人。”在曹雪芹的挽歌声中，所谓“闺阁中历历有人，万不可因我之不肖，自护己短，一并使其泯灭也。”（第一回）毫无疑问，王熙凤这个人物占有重要的地位。通过“协理宁国府”这个情节，或者说通过“秦氏出丧”，所展开的煊赫的声势。以及一副副贵族社会丧葬风习的工笔画，突出地、多侧面地塑造了荣府管家人的丰满形象。恰如“脂评”在这第十四回“回前总批”中所称道的这一回写出了“凤姐之珍贵”、“凤姐之英气”、“凤姐之声势”、“凤姐之心机”、“凤姐之骄大”、即写出了王熙凤作为贵族之家的管家人的形象与性格的丰富性与复杂性。

社会人生是多色调的，现实生活也是丰富复杂的，因而，真正成功的艺术典型，也决不可能是单一的，特别是象王熙凤这样的长期在贵族家庭生活的多样矛盾中形成的复杂性格，其典型性格，也必然有着复杂性格和多样表现。王熙凤的这三次出场描写，曹雪芹运用虚实相应的不同的艺术手段，也是在不同性格层面上，富有深意的塑造了王熙凤的“都知爱慕此生才”的当家人的角色。如果说，前两个出场，是从完全不同身份的人物的心目中，写出了她在这个贵族之家里的特殊地位、特殊氛围和特殊气质，虽然也是直接描写，但都还是虚写，而且并非都是写她，只是在众多人的场面上给以突出的显示。那么，这“协理宁国府”的第三次出场，却血肉融合在这贵族之家的生活全景里，全面地、直接地描绘了她的管家人的种种作为和丰富、复杂的性格表现。

一部大书，在它的主人公（贾宝玉、林黛玉）们的性格尚未全面展开之前，却先浓墨重彩地塑造了王熙凤的艺术典型，这就足以说明，王熙凤在这贵族之家形象世界里的重要位置了。

机关算尽太聪明

王熙凤的这三次出场描写，虽从不同的艺术氛围烛照出荣府管家人典型性格的某些侧面，但从《红楼梦》形象世界整体性格风貌来看，还不能说是它的“真的人物”的全般，而只是它的个性锋芒的开始崭露。我曾说过：“读过《红楼梦》，又有一点生活经验的人，一定会感受到，写这样一个大家族，如果它的神经中枢没有王凤姐这样一个人物，那层层阶阶的贵族生活的体制，会无法转动。凤姐是这个封建大家庭中各种关系的一个集中点，从她身上集中反映了各种矛盾。”（见拙著《毛泽东文艺思想的贡献》第108——109页）艺术，特别是长篇叙事艺术，总是通过人物性格的矛盾冲突，通过个别人之间的错综复杂的关系，造成独特的形象世界，来反映社会生活的。王熙凤虽是不出族门的“内当家”，但她却能利用这“内当家”的身份，向那时的社会现实广泛地伸出触须，而曹雪芹之所以把王熙凤写得如此之活，恰恰是由于作者是通过融合着各种矛盾关系的形象世界，具体地、生动地描绘了作为“真的人物”的王熙凤性格的种种变化和发展。

请看在“奴才”眼里的这位管家主子给人们留下的褒贬评论：

那赦公也有二子长名贾琏……亲上加亲，娶的就是政老爹夫人王氏之内侄女……谁知娶了他令夫人之后，倒上下无人不称颂他夫人的，琏爷倒退了一射之地，说模样又极标致，言谈又爽利，心机又极深细，竟是个男人万不及一的。（第二回）

这是冷子兴向贾雨村“演说荣国府”时对王熙凤的褒词。冷子兴者，贾政夫人王氏的陪嫁、周瑞家的女婿，虽为古董商，却难免从岳父母那里染有一点奴气。

和前面所引周瑞家的向刘姥姥介绍王熙凤的那节对话两相对照，冷子兴虽鹦鹉学舌，却不及他老岳母有切身体会。一句“就只一件，待下人未免太严些个”，语虽含糊，却也隐约地透露了这位管家人与家奴之间的深刻矛盾。

当然，这主奴关系实际上内含着阶级矛盾。尽管曹雪芹塑造王熙凤形象确实渗透着“都知爱慕此生才”的“主体感情”，但作为《红楼梦》形象世界里的“真的人物”，作者又并未因为那“爱慕”的主体感情，掩盖王熙凤复杂性格的内部矛盾，而是“如实描写，并无讳饰”地展示了她在生活中多方面纠葛的性格表现。作为荣府贵族的“内管家”，王熙凤毫不含糊地代表着贵族阶级的利益，赤裸裸地维护着主子的尊严，对奴隶进行严酷的统治。“协理宁国府”已初见端倪，宁府管家来升，就说她“那是个有名的烈货，脸酸心硬，一时恼了，不认人的。” （第十四回）果然，一理事就重责了那“睡迷的”，使宁府家奴们，知道了“凤姐厉害”。这“脸酸心硬”的“烈货”, 仅在虐待女奴的刻毒上，就是怎样的花样翻新呵！对一个被贾琏指令在外“把风”的小丫头，她可以一巴掌把这小丫头打得“两腮紫胀起来”，威吓着要“撕烂他的嘴”，“烧了红烙铁来烙嘴”, “若不细说，立刻拿刀子来割你的肉”，并真的“向头上拔下一根簪子来，向那丫头嘴上乱戮。”（第四十四回）她生病在床，不能理事，王夫人房里丢了茯苓霜，她就要平儿“把太太房里的丫头都拿来，虽不便擅加拷打，只叫他们垫着磁瓦子跪在太阳底下……”（第六十一回）这虽有的只是说说，人们却能体会到，这个“烈货”是说得出做得到的。

总之，在“内当家”王熙凤的心目里，女奴们只不过是可以役使的“活物儿”。即使已被主子（贾政）收了房，成了妾，生了子女的赵姨娘，也改变不了她为奴的地位。王熙凤仍可当着她儿子（贾环）的面把她当奴才来训斥，并公开声言：她儿子贾环是主子，“不好了，横竖有教导他的人，与你什么相干？”（第二十回）

哪怕是她身边仅存的一个陪嫁丫头平儿——用平儿的话说：“先时陪了四个丫头，死的死，去的去，只剩下我一个孤鬼了。”（第三十九回）那样忠心于她，在“变生不测”的事件中，还不是成了她和贾琏的出气筒，被作践得寻死觅活（第四十四回）。因此，王熙凤这个管家人的“理家”才能，虽使荣宁二府“脂粉须眉齐却步”，但却和那些腐朽无能的男性贵族一样，是一个不折不扣的“主子”，并代表着他们的利益，不时露狰狞，与奴隶们处于对立的地位，而且有着她独特的花样翻新的役使和统治奴隶的手段，鲜明地体现了她的封建阶级的本性。

然而，现实生活是多色调的，经过提炼、概括的作家的审美主体作用，在物化为反映客观世界的艺术表现世界写出“真的人物”时，也该是五光十色，气象万千的。哪怕是最鲜明的人物性格的本质特征，也决不会是单色调的，或某种概念的演绎。否则，就不会有灌注生命活力的形象世界。所以，王熙凤作为贵族阶级统治者的性格特征，在这一家族的各种矛盾关系的碰撞中，也依然有着丰富多采的概括和皱染。虐待小丫头，那随意施出的手段，只不过是残酷本性的自然流露，即使“弄权铁槛寺”（第十五回），为三千两银子断送了两个年轻的生命，也何尝不是漫不经心的。当净虚老尼请求他打通关节，为李衙内强娶张金哥时，她本未在意，可禁不住净虚一激，她便“发了兴头”说：“你是素日知道我的，从来不信什么是阴司地狱报应的，凭是什么事，我说要行便行。你叫他拿三千两银子来，我就替他出这口气。”于是，她“假借贾琏所嘱，修书一封”, 在长安节度使云光那里果然奏效。但是，一对被拆散的儿女双双自尽，谋算悔婚的张财主家人财两空，王熙凤却坐享三千金，丝毫也不自愧。作者最后作了这样的评论和交代：: “自此胆识愈壮，以后有了这样的事，便恣意作为起来，也不消多记。”

塑造一个生活中的“真得人物”的典型性格，要突出它的某一方面的个性特征，并不是简单罗列就可以写活的。艺术典型内蕴着复杂的组合，就是生活在同样的“亲亲”“尊尊”的互相宰割的贵族世界，而且同属于作者所歌赞的“才自精明”的闺阁中人，曹雪芹也总是善于抓住个别，而又能在典型性的概括和创造中，通过鉴别、区分、选择、取舍，使个性化与本质化同步进行，使个别体现普遍，并达到水乳融合的艺术结晶。与王熙凤可以做点相同比照的，是荣府三小姐贾探春。可以说，她们同是“金钗”身份，而且在曹雪芹笔下，又同是生于末世、“偏从末世”的凤，又都寄寓着作者一定的“补天”理想，但是，“协理荣国府”（第十三回）和“兴利除宿弊”（第五十六回），其理家、用才，却决没有相同的个性表现，在这两位荣府“女强人”性格里，的确那烙印着贵族阶级的等级观念、冷酷无情。如贾探春为了“攀高枝”，是很厌烦“阴微卑贱”的生母赵姨娘的，表现了她的封建正统观念。但是，比起王熙凤的“毒设相思局”的冷酷，“弄权铁槛寺”的机诈，“计赚尤二姐”的狠辣，那岂非连性质上都有着根本的差异。更何况我们从贾探春的形象性格里，又决找不到王熙凤的“泼皮”。

用“欲海难填”，来形容王熙凤典型性格的本质特征，这内含底蕴的剖析，确有对王熙凤性格的较深层次的理解，但我仍认为，即使这样一个有深刻蕴含的“形容词”，似也难于概括王熙凤复杂性格意象中的多面联系。在向中学生介绍王熙凤的形象性格时，我也曾做过这样一个概括性的诠释——“王熙凤——一个机变、残忍而又精强

狠辣的女管家”, “形容词”虽未免多了一些，但我以为，这多侧面的性格组合，并未脱离王熙凤典型性格的本质特征，又恰恰是使她成为“真的人物”，在各种场面上都具有逼真感的根本原因。

贾瑞“正照风月鉴”，确是他自己找死。而王熙凤“毒设相思局”，是否也过于狠毒呢？历来是有不同看法的。有的同志认为，对于贾瑞这种邪心，王熙凤已屡次示警，给以薄惩，贾瑞终不觉悟，以致自戕自害，这是怪不得王熙凤的。伟大的作家，总是善于透视，体察人的最深层的灵魂搏动和意识潜流，见微知著地寻找出心与物的联系，并把它融合在个性创造里。我以为，这正是曹雪芹成功地创造了众多典型人物，特别是王熙凤复杂性格的艺术奥秘。因而，我们在分析王熙凤的种种性格行为时，决不能只停留在某些表象上。王熙凤分明十分僧恶贾瑞之为人，为什么每次见面还要假以辞色呢？这就是王熙凤复杂性格的较深层面了。我们不妨看看《红楼梦》中这段情节的脉络：

当王熙凤在园子里遇到贾瑞，并机敏地发现了他的邪恶企图，作者有过这样一段心理描写：“这才是知人知面不知心呢。那里有这样禽兽的人呢。他果真如此，几时叫他死在我的手里，他才知道我的手段。”（第十一回）贾瑞果然淫心不死，竞到凤姐住处来打探，“要来请安说话”，惹得王熙凤“毒设相思局”，让他一步一步入彀，累受王熙凤的愚弄，直至相思自戕而死。王熙凤为什么要下这狠手呢？在王熙凤最早把事情原委告诉平儿后，平儿说了这样一席话：“癞蛤蟆想吃天鹅肉，没人伦的混账东西，是这个念头，叫他不得好死。”（同上回）李纨不是说过平儿：你就是你奶奶的一把总钥匙么？（第三十九回）这中间，恐怕也包括有把心灵的钥匙。贾宝玉眼中这位“极聪明极清俊的女孩儿”，真是揣摸透了王熙凤的灵魂的搏动。“癞蛤蟆想吃天鹅肉”一语，十分贴切地道出了王熙凤对贾瑞这种邪念的憎恶心情。她本是个抓尖要强的人，直到大势已去时，还要“恃强羞说病”。现在居然是贾瑞这只癞蛤蟆，要想占她这只凤的便宜了，未免大大伤害了她的自尊，这念头就是她无法容忍的，而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了。没有这样的心理活动，就不么有那样的蜿蜒曲折的“毒设”，而这“毒”，则恰恰是王熙凤典型性格本质的富有个性特征的一种表现。这是无须替她辩护的了。

曹雪芹笔下的王熙凤的“毒”，所以写得这样“活跳”，这样撼人心灵，不是毒在她的行为的表层，而是毒在她内在性格的心思周密，机关算尽。贾瑞之死，了无痕迹。还不过是小试锋芒，更大的“毒设”，该是尤二姐事件了。那才是在更深的个性层次上写出了王熙凤的“毒”。

有的同志说，王熙凤整治尤二姐的“思想根源”，仅仅是不愿意在自己夫妻生活中掺进一个第三者，“卧榻之侧”，不许尤二姐酣睡而已，这是人之常情，特别是象王熙凤这样的“女强人”，虽在妻妾成行的封建贵族之家，难于忍受这种现象，也是可以理解的。不是连王夫人那样的“菩萨”，也视赵姨娘为仇么？甚至一片真心为林黛玉的慧紫鹃，也能给林姑娘讲出这样一番道理：“公子王孙虽多，那一个不是三房五妾，今儿朝东，明儿朝西！要一个天仙来，也不过三夜五夕，也丢在脖子后头了，甚至于为妾为丫头反目成仇的。”（第五十七回）在骄侈淫佚的贵族生括中存在着这类矛盾，既是自然的也是普遍的。精明如王熙凤者，虽明知贾琏要纳妾，这是免不掉的，尽管她很不情愿，也不得不把平儿收为“通房大丫头”，好便于她控制。她也很清楚，贾琏即使有“越轨”行为，连她深博欢心的老祖母也不会为她作主的。“攒金庆寿”是她大出风头的日子，贾琏偏偏在这时与鲍二家的通奸却被她撞破。她虽乘醉“拨醋”，大打出手，跑到贾母那里诉说委屈，得到的也不过是这样儿句安慰话：“你放心，等明儿我叫他来替你赔不是。你今儿别要过去臊着他。”（第四十四回）而对于贾琏干了这样的丑事，贾母却不以为意地说：“什么要紧的事，小孩子们年轻，谗嘴猫似的那里保得住不这么着，从小儿世人都打这么过的。都是我的不是，他多吃了两口酒，又吃起醋来。”（同上回）男的可以胡作非为，女的却必须恪守妇道。这就是封建伦理道德的规范。作者淡淡写来，却揭露得何等深刻！

然而，对于精强狠辣如王熙凤者，这却是何堪忍受的呵！于是，王熙凤长时一间郁积的夙怨，终于在贾琏“偷娶尤二姐”事件中，爆发为所谓“正当防卫”的复杂斗争了。曹雪芹用了近三回的篇幅！六十七回“闻秘事凤姐讯家童”、六十八回“苦尤娘赚入大观园，酸凤姐大闹宁国府”、六十九回“弄小巧用借剑杀人，觉大限吞生金自逝”，在更深层次上淋漓尽致地雕塑了王熙凤的丰满的形象和性格。

成功的艺术典型，必须是独特的“这一个”，而不能是千人一面、千口一腔的老套子。曹雪芹对王熙凤形象性格的创造，正是通过对她的个性的把握，而深入挖掘它与共性的相互渗透与相互连接，以显示其新颖性和深刻性

的。尤二姐事件锐矛盾中的王熙凤，虽然使她的性格中的酸、泼、辣、毒的特征，有了集中的现，但它们在生活中的外在表现，却不再雷同于“攒金庆寿”的那种幼稚的“醋”的样式，也不再有那种向维护正统的老祖母的撒娇求援；即使她性格中的辣和毒，也显示为思想行为特征上的多样性和新颖性。几乎从“讯家童”开始，她虽怒不可遏，用村俗恶言辱骂了旺儿和兴儿，但却保持着内心的平静，在兴儿的“供状”中不断插话。一会儿责备平儿，一会儿嘲笑尤氏，一会儿鄙薄尤二姐、尤三姐，一会儿鼓励兴儿讲实话……，直至多方封死兴儿的嘴，谁也琢磨不透她将要怎样对付和处理这场风波。在作者的笔下，此时的王熙凤，只是“把眼直瞪瞪地对着旺儿”, “瞅了两三句话的工夫”；向平儿平淡地说了一句：“你都听见了，这才好呢。”她虽然“越想越气”, “歪在枕上只是出神”，却没有形之于色的大发作。作者只用了平话传统的两句套语：“忽然眉头一皱，计上心来”；“我想这件事该这么着才好，不必等你二爷回来再商量了”，作为“伏脉”，给读者留下悬念。然而，其后在小说情节里展开的，“苦尤娘赚人大观园”、“大闹宁国府”、“弄小巧用借剑杀人”，那多采多姿的画面，透过王熙凤富有个性特征的语言行为，具现了她掀起这场风波的复杂的心理活动，血肉丰满地表现了她的周密设计，老谋深算。

精明机智的王熙凤，当然知道，“忌妒”，在封建伦理强加给妇女一方的操守观念里，是属于“七出之条”中的一条，在鲍二家的事件中，她已从老祖母那里领教了不得违反的垂训。因而，要把这次贾琏偷娶尤二姐更为复杂的关系解决得干净、彻底，就必须从本阶级的礼教与伦理中找到充分的事实与观念的根据，做到表面上的冠冕堂皇、合理合法。王熙风就这样从兴儿的“供状”，以及素日耳闻和贾琏当前遇到的贵族禁忌中，至少寻得三条违礼的根据：

（一）尤二姐从幼许配过张华，而张华现已穷得要饭，贾珍许了张华银子，才得退亲作贾琏二房，这可算得上有夫之妇贪图再嫁。

（二）王熙凤在听兴儿“供状”时，就曾指桑骂槐地说，柳湘莲不娶尤三姐，是“这个人还算造化高，省的当那出名的王八”，这是明言尤氏姊妹的“不贞”。

（三）尤二姐是贾琏在“国孝”“家孝”两重违礼中偷娶的。名不正，言不顺。哪能不被王熙凤抓住“违旨背亲”的把柄。

曹雪芹虽然没有具体描写王熙凤的“眉头一皱”，怎样悟出这振振有词的“理”来，也没有透露她如何周密策划，“计上心来”，但是，当人们读了六十八回“酸凤姐大闹宁国府”，那醋、那泼、那骂、那辣，融合着村俗的语言、生动的“说理”，通过这些形象的，充满复杂心理活动体现在行动上的画面，就会对王熙凤内蕴丰富的“机关算尽”，有了深刻的感受。总之，在这多色调特殊矛盾构成的情节里，王熙凤的多样组合的复杂性格，得到了血肉丰满而富有艺术魅力的充分展示。

看，她在赚取尤二姐人园时，何等彬彬有礼，巧言说项。穿的是一身淡装：“头上都是素白银器，身上月白缎袄，素缎披风”，表明她在“国孝”“家孝”中的守礼；见了尤二姐，一口一个“姐姐”，满嘴三从四德，不愧是一个大家族的“贤德”的媳妇，而当尤二姐赚入大观园后，她立即“使旺儿在外打听细事”, “尽知原委”。于是，一场“不是你吃了我就是我吃你”的斗争在紧锣密鼓中开场了。

在内，她妥贴地安排尤二姐，凭她随意摆弄。对外，她叫旺儿“悄悄将张华勾来养活”，并唆使他状告贾琏“国孝家孝之中，背旨瞒亲，倚财仗势，恃强退亲，停妻再娶。”把贾蓉也牵连在内，玩弄官府，大行贿赂。终于阴云密布，舆论已成，到她在宁国府有声有色地出场的时候，贾珍只有逃窜，贾蓉只能自己掌嘴，尤氏只有任其揉搓，“众姬妾丫鬟媳妇已是乌乌压跪了一地”，这是何等的声势！《红楼梦》第一回，贾母向林黛压介绍王熙凤时，曾做了这样的“定评”: “你不认识他，他是我们这里有名的泼皮破落户儿，南省俗谓作 辣子 ，你只叫他 凤辣子 就是了。”但是，这位“老祖宗”恐怕并没有亲自领略过王熙凤的“泼”是怎样的“滚刀肉”！也没有真正品尝过她的辣味儿！因为在荣府她虽是“当家人”，又毕竟是媳妇。那环境她虽使得威，却使不得泼。而且就是这威，也只能使到奴才到半奴才如赵姨娘之流。至于这府里的上层主子，贾母、王夫人、邢夫人，不消说，那是她当家的靠山，承欢的长辈；就是贾宝玉和众姊妹，也是她供奉”的对象，恪守旧例，决不得罪，有时还心甘情愿地赔些小钱，做诗社的“进钱的铜商”。在封建大家族里，姑娘是对得处好的关系，王熙凤深知这些小姑子们是“老祖宗”膝下承

欢的“娇客”，所以她非常坦率地说：“我不入社花几个钱，不成了大观园的反叛了，还想在这里吃饭不成？”李纨讥笑她“真真是水晶心肝玻璃人”。这位大寡嫂，自然了解王熙凤在妯娌之间是怎样抓尖咬群的。第四十五回，她们两妯娌之间谈笑风生中的那场唇枪舌战，针铮相对，王熙凤虽对李纨的讥讽，做了夹枪带棒的回击，最后还是不得不一口一声“好嫂子”把她奉承走。所以，在荣国府的当家人的生活里，确实难于较全面地突出王熙凤的多样组合的复杂性格，包括我们上面所谈到的她的富有个性的三次出场描写，也只不过是某些性格侧面的崭露。尤氏姐妹在同兴儿闲聊套问荣府情况时，兴儿是这样评论他的主子王熙凤的：她“心里歹毒，口里尖快”；“估着有好事，他就不等别人去说，他先抓尖儿，或有了不好事或他自己错了，他便一缩头推到别人身上来，他还在旁边拨火。”“嘴甜心苦，两面三刀，上头一脸笑，脚下使绊子，明是一盆火，暗是一把刀，都占全了。”这些“看法”，虽是小厮兴儿嘴里说出的，却也反映了荣国府奴仆们对这位当家主子的“意见”，理所当然地也蕴含着作家曹雪芹对于自己所创造的这一不朽的艺术典型特性的鲜明的形象的概括。

我以为，王熙凤的复杂性格的鲜明的典型特性，表现得最为丰富、最为深刻的，就是在尤二姐事件这一特殊矛盾构成的情节里。借用兴儿的那句话，那醋、泼、辣、毒，“都占全了”，但她表面上又占尽了“理”，使贾珍只得走避，贾蓉只有叩头，尤氏只能听骂，而毫无还手之“理”。因为这贵族之家应遵守的封建大道理，都被王熙凤占去了。对贾珍、贾蓉、尤氏，她一会儿泼妇骂街，一会儿“嚎天动地”，一会儿敲诈勒索，一会儿巧言拢络；对赚人大观园的尤二姐，那可真是“明是一盆火，暗里一把刀”，使尽了花样翻新的小巧。在“老祖宗”面前装作“贤良”，背地里却挑唆“众丫头媳妇”“言三语四，指桑骂槐，暗相讥刺”．又纵着秋桐，明显和尤二姐作对，逼她无地自容，终至吞金而死。她这套鬼花活，虽然骗过了“李纨、迎春、惜春等人，皆为凤姐是好意”，却骗不过真正的“性情中人”，如“宝黛一干人暗为二姐担心。”（第六十九回）

毫无疑问，尤二姐的悲剧，归根结底，是封建礼教的罪恶渊薮所造成的但却不能说，王熙凤采用这样的“机关算尽”的“小巧”手段，是“自卫行为”或“防卫过当”，因为离开典型环境和典型性格的本质特征，孤立地从伦理是非观念上评价人物的善恶美丑，是不可能做出正确判断的。王熙凤艺术典型的魅力，虽然表现了它的血肉丰满的“这一个”的独特性和新颖性，但在读者的心目中，她的“这一个”，仍然激起人们看到“许多”，即使是她的花样翻新的“机关算尽”，也有着封建统治者典型特性的熟悉的面影。并不因作者很赞赏这位裙衩高于须眉的聪明才智，而模糊了王熙凤作为社会典型的那种普遍性的意蕴。如“脂评”所说：“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的矛盾的统一，才是曹雪芹创造王熙凤这一多样组合复杂性格的基本态度。

哭向金陵事更哀

王昆仑先生在四十年代出版的《红楼梦人物论》，对王熙凤性格的评析，虽内含有某些现实的针对性，但他对王熙凤复杂性格的把握和解剖，却是精辟而深刻的。在谈论王熙凤典型形象给予人们的审美感受时，他曾有这样一句话的概括：“恨凤姐，骂凤姐，不见凤姐想凤姐。”在美学上，这就是一个真正的艺术典型在读者心目中所造成的富有深广社会意蕴的形象感受。

《红楼梦》第二回，贾母向林黛玉介绍王熙凤，曾把她比做“泼皮破落户”，但在注解这一名号时，又说是南省俗谓“辣子”，并叫林黛玉就称她“凤辣子”好了。读过《水浒》的人都知道，青面兽杨志落魄东京，在天汉州桥卖祖传宝刀，被当地无赖毛大虫牛二纠缠，不得已而杀之。这个牛二，就称为“京师有名的破落户泼皮”。贾母居然称王熙凤为“泼皮破落户”，可见这王熙凤确有“无赖”的表现，不过，这“泼皮”不是那“泼皮”，因为下面“凤辣户”的注解，却明显地蕴含着这位“老祖宗”对王熙凤的深情的“溺爱”。也可以说，她是贾母为了“承欢膝下”的需要，从子孙后辈中选择出的一个可以消愁释闷的“女泼皮”，这“溺爱”又不同于她对贾宝玉的溺爱。用赵姨娘的话说，贾宝玉不过是“长的得人意儿，大人偏疼他些”, 而王熙凤的得贾母的“意儿”，却是靠她后天的“才智”。

是的，在封建大家族里，很需要象李纨那样的“贤德”的媳妇儿，即使死了丈夫，也“如冰水好空相妒”, “居家处膏梁锦锈之中，竞如槔木死灰一般，一概无见无闻，惟知侍亲养子，外则陪侍小姑针黹诵读而已”（第四回）。毫无疑问，李纨的这种生活方式和这种表现，都是符合封建伦理规范的要求，也是封建大家族所需要的榜样。可对于荣宁贵族的宝塔尖儿的这位“老祖宗”来说，及时行乐，颐养天年，更是她日常生活所追求的日标。尽管她也曾向刘姥姥说过：自己“不过是个老废物”,“不中用了，眼也花，耳也聋，记性也没了。……不过嚼得动的吃两口，

睡一觉。闲了时和孙子孙女顽笑一回就完了。”实际上，她很善于自娱享乐，围绕着这位“老祖宗”的生括，《红楼梦》展示了怎样的色彩斑烂的艺术境界，这是读者历历在目的。而在这一艺术境界里起着轴心作用的，却是王熙凤。“老祖宗”要在同孙儿孙女的“顽笑”中颐养天年，可真正能使她消闲释闷的，当首推王熙凤，众姊妹不过是起着烘衬作用，第五十四回下半回的回目题名就是《王熙凤效戏彩斑衣》。

“效戏彩斑衣”自然是取自老莱子娱亲的意思。那是所谓“二十四孝”的故事之一。鲁迅在《朝花夕拾》中，谈到这个故事给他幼时印象时说：“简直是 装佯 ，侮辱了孩子，我没有再看第二回，一到这一叶，便急速地翻过去了”；特别是那诈跌的动作，更使他产生了极度的僧恶。他认为，这“正如将肉麻当有趣，以不情为伦纪，诬蔑了古人，教坏了后人。”这就是说，老莱子的戏彩斑衣太做作了，只能使人生厌，却起不到“娱亲”的作用。《红楼梦》的艺术美，讲求的是传真不传伪。即使象王熙凤这样的典型人物，它所凝聚和传达的感情，也要使人信，使人亲，哪怕是明显的凑趣儿，也要能走到读者的心里。熟悉《红楼梦》的人，都会有这样一种体味：即在围绕着贾母生活所展开的艺术情节里，所以写得那样谐趣横生，场面活跃，几乎都是王熙风“戏彩斑衣”的“效应”，只不过在曹雪芹的笔下，却无一丝肉麻当有趣。王熙凤的见景生情，妙语如珠，诙谐机智，真可谓呼之欲出，天衣无缝地融合在她的性格魅力里。这些描写给读者留下的审美意趣，往往有可意会不可言传之妙。略引几节，以为例证。

第二十九回“清虚观打醮”，张道士进见，给大姐儿（王熙凤之女）拿出了寄名符。有这样一段描写：

……一时拿了一个茶盘，搭着大红蟒缎经袱子托将出来，大姐儿的奶子接了符。张道士方欲抱过大姐儿来。只见凤姐笑道：“你就手里拿出来罢了，又用个盘子托着。”张道士道：“手里不干不净的怎么拿，用盘子洁净些。”风姐笑道：“你只顾拿出盘子来，倒唬我一跳，我不说你是送符，倒象是和我们化布施来了。”众人听说，哄然一笑。连贾珍也掌不住笑了，贾母回头道：“猴儿．猴儿，你不怕下割舌头地狱？”凤姐儿笑道：' 我们爷儿们不相干他怎么常常的说我该积阴德，迟了就短命呢？”

第二十二回，贾母要为薛宝钗过来贾府后的第一个生辰，自己蠲资二十两，唤了凤姐来，交与她让她置酒办戏。凤姐凑趣儿，当着众人讲了这样一席话：

……凤姐儿凑趣笑道：“一个老祖宗给孩子们过生日，不拘怎样，谁还敢争，又办什么戏酒，既高兴要热闹，就说不得自己花上几两，巴巴的找出这霉烂的二十两银子来作东道，这意思还叫我赔上。果然拿不出来也罢了，金的，银的，园的，扁的压塌了箱子底。举眼看看，谁不是儿女？难道将来只有宝兄弟顶了你老人家上五台山不成？那些梯己只留于他，我们如今虽不配使，也别苦了我们。这个够酒的，够戏的？”说的满屋里都笑起来，贾母亦笑道；“你们听听这嘴，我也算会说的，怎么说不过这猴儿，你婆婆也不敢强嘴。你和我嗙嗙的。”凤姐笑道：“我婆婆也是一样的疼宝玉，我也没处去诉冤，倒说我强嘴。”说着又引贾母笑了一回，贾母十分喜悦。

刘姥姥进大观园的那场闹剧，自然是她一手导演的，以博大家“一乐”。哪怕在老祖宗的盛怒之下，王熙凤也能使她一笑解颐。如第四十六回鸳鸯拒婚的那场事变，把个“老祖宗”气得混身乱战，动了真怒，连王夫人都牵连在内了。后经探春提醒，知是错怪了人，自己找台阶，就怪宝玉、凤姐不提醒。于是，这尴尬的场面急转直下，王熙凤一开口，就出现了这样活跃的氛圈．

……贾母又笑道：“风姐儿也不提我。”凤姐儿笑道：“我倒不派老太太的不是，老太太倒寻上我了。”贾母听了与众人都笑道：“这可奇了！倒要听听这不是。”凤姐儿道：“谁教老太太会调理人，调理的水葱儿似的。我幸亏是孙子媳妇，若是孙子，我早要了，还等到这会子呢。”贾母笑道：“这倒是我的不是了？”凤姐儿笑道．“自然是老太太的不是了。”贾母笑道：“这样，我也不要了，你带了去罢！”风姐儿道：“等着修了这辈子，来生托生男人，我再要罢。”贾母笑道：“你带了去，给琏儿放在屋里，看你那没脸的公公还要不要了。”凤姐儿道：“琏儿不配，就只配我和平儿这一对烧糊了的卷子和他混罢。”说的众人都笑起来了。

有些情节不必摘引整个场面描写，只看王熙凤的对话，就能为她的聪慧机敏激发起会心的欢畅。鸳鸯事件风暴已过，大家散去，贾母气尚未平，留下薛姨妈等打牌，王熙凤在牌桌上继续哄劝“老祖宗”，故意输牌不给钱，

引出了和薛姨妈的这段对话：

……薛姨妈笑道：“果然凤丫头小器，不过是顽儿罢了。”风姐听说便站起来，拉着薛姨妈，回头指着贾母素日放钱的一个木箱子笑道：“姨妈瞧瞧，那个里头不知顽了我多少去了。这一吊钱顽了半个时辰，那里头的钱就招手叫他了。只等把这一吊也叫进去了，牌也不用斗了，老祖宗的气也平了，又有正经事差我办去了。”话未说完，引的贾母众人笑个不住。偏有平儿怕钱不够，又送了一吊来。凤姐儿道；“不用放在我跟前，也放在老太太那一处罢，一起叫进去倒省事，不用做两次，叫箱子里的钱费事。”贾母笑的手里的牌撒了一桌子，推着鸳鸯:“快撕他的嘴。……”

第五十回，众姊妹在大观园芦雪庵即景联诗，贾母瞒着王夫人和王熙凤独自进园来凑热闹，王熙凤赶来了，当场有这样一席对话：

……一语未了，忽见凤姐儿披着紫羯褂，笑 的来了。口内说道：“老祖宗今儿也不告诉人，私自就来了，要我好找。”贾母见他来了，心中自是喜悦，便道：“我怕你们冷着了，所以不许人告诉你们去。你真是个鬼灵精儿，到底找了我来。以理，孝敬也不在这上头。”

得到“老祖宗”这样的“表彰”，本该是王熙凤的得意时，可她反而讲了另一番话：

……凤姐儿笑道：“我那里是孝敬的心找了来。我因为到了老祖宗屋里，鸦没雀静的，问小丫头们，他又不肯说，叫我找到园子里来。我正疑惑，忽然来了两三个姑子，我心里才明白，我想姑子必是来送年疏，或要年例香例银子，老祖宗年下的事也多，一定是躲债来了。我赶忙问了那姑子，果然不错。我连忙把年例给了他们去了。如今来回老祖宗，债主已去，不用躲着了。已预备了希嫩的野鸡，请用晚饭丢，再迟一回就老了。”他一行说，众人一行笑。

同一回，众人回到贾母屋里，闲谈中薛姨妈表示，想摆两桌粗酒，请贾母赏雪。王熙凤又凑趣，于是，又有了达样的饶有情致的长篇对话，

……贾母道：“这才是十月里头场雪，住后下雪的日子多呢，再破费不迟。”薛姨妈笑道：“果然如此，算我的孝心虔了。”凤姐儿笑道：“姨妈仔细忘了，如今先称五十两银子来，交给我收着，一下雪，我就预备下酒，姨妈也不用操心，也不得忘了。”贾母笑道：“既这么说，姨太太给他五十两银子收着，我和他每人分二十五两，到下雪的日子，我装心里不快，混过去了，姨太太更不用操心，我和凤丫头倒得了实惠。”凤姐将手一拍，笑道：“妙极了，这和我的主意一样。”众人都笑了。贾母笑道：“呸，没脸的，就顺着竿爬上来了。你不该说姨太太是客，在咱们家里受屈，我们该请姨太太才是。不这样说呢，还有脸先要五十两银子，真不害臊。”凤姐儿笑道：“我们老祖宗最是有眼色的，试一试，姨妈若松呢，幸出五十两来，就和我分。这会子估量着不中用了，翻过来拿我做法子，说出这些大方话来。如今我也不和姨妈要银子，竟替姨妈出银子治了酒，请老祖宗吃了，我另外再封五十两银子孝敬老祖宗，算是罚我个包揽闲事，这可好不好？”话未说完，众人已笑倒在炕上。

这些场面和这些对话，在其艺术描写的内蕴的意义上，都可以说是王熙凤在“效戏彩斑衣”，尽管形式不同，氛围各异．而且出自一个孙辈人的语言和行为，在荣宁封建贵族的生活里，也确有点“放诞无礼”，有点辣味儿，耐人咀嚼，令人寻味，并造成一种王熙凤独有的艺术境界。而王熙凤在贾母面前的这种“戏彩斑衣”般的承欢取乐，是贾府的其他小辈所不敢为也不能为的，但她之所以讨得贾毋的欢喜，博得众人的笑声，总是因为她的语言行为内含诙谐、机敏，有着生活中别人难以发掘的情趣和意趣，而王熙凤的绘声绘色的极富个性化的语言，又是和她的机智、泼辣的性格血肉融合在一起的，表现得潇洒自如，谐趣盎然。因而，“凤辣子”之昵称，在这里同“破落户泼皮”，并非同一含义。我也不赞成说这是曹雪芹对王熙凤性格“化丑为美”的艺术创造。我相信，无论了什么样的读者，看了这些艺术描写，听了这些富有意味的对话，都不会产生恶感，反之，还会引起赞赏的微笑。因此，这决不是化丑为美，而是活色生鲜的审美情趣的升华。记得茅盾同志在二十年代的一篇《谈谈呐喊》的文章里，曾这样谈到当时初读鲁迅作品的感受：“……使人一见就感受到不可言喻的悲哀和愉快。这种快感正象爱吃辣子的人所感到的，愈辣愈爽快的感觉。”我以为，所谓“凤辣子”的辣味，所唤起人们的审美“快感”，似乎也是这样

一种艺术“体味”吧！

审美对象，总是以它的整体对人产生影响的，我既不同意以“凤辣子”来总括王熙风的形象性格所造成的艺术情趣，也不赞成把曹雪芹的王熙凤的艺术形象的创造，一言以蔽之，曰：“以丑化美”。生活现象化为艺术形象，原型化为典型，是一个复杂的长过程，它需要作家艺术家广泛的艺术观察活动，更需要作家艺术家的亲身感受．以及搜集、捕捉各种具体生动的生活细节。毫无疑问，一个伟大的作家艺术家的观察会更高、更深，更具有独特性，这是他创造“真的人物”的典型的复杂性格的坚实基础。读过《红楼梦》的人，无不叹服曹雪芹在观察和概括生活现象中，不仅在总体上，而且在每个生活细节上，都能达到惊人的准确性、鲜明性和生动性，王熙凤的典型性格的复杂组合和多样表现，充分说明了曹雪芹的这种独具慧眼的观察、体验和创造。

在太虚幻境中的金陵十二钗的判词与十二支曲里，以王熙凤的形象内蕴与命运的谶语，最能反映作者的创作态度。

判词曰：

凡鸟偏从末世来，都知爱慕此生才。

一从二令三人木，哭向金陵事更哀。

“聪明累”曲曰：

机关算尽太聪明，反算了卿卿性命。生前心已碎，死后性空灵。家富人宁，终有个家亡人散各奔腾，枉费了意悬悬半世心，好一似，荡悠悠三更梦。忽喇喇似大厦倾，昏惨惨似灯将尽，一场欢喜忽悲哀。叹人世，终难定。

这判词和曲词，不仅反映和预示了王熙凤形象性格的复杂矛盾及其悲惨结局，同样也显示着曹雪芹创作思想中所产生的各种各样的反应——他所接受的，或者排斥的，喜欢的或者僧恨的。可贵的是，曹雪芹并没有为这多种反应的任何一个片面所操纵，而是把它们熔铸在王熙凤复杂组合的典型形象里了。他在开卷第一回的“作者自云”里，曾两次谈到他写《红楼梦》的意旨：“今风尘碌碌，一事无成，忽念及当日所有之女子，一一细考较去，觉其行止见识，皆出于我之上。何我堂堂须眉，诚不若彼裙钗哉！”“我之罪固不免，然闺阁中本自历历有人，万不可因我之不肖，自护己短，一并使其泯灭也。”

正是在这一创作意旨的光照下，曹雪芹创造了《红楼梦》中如此众多的性格各异、形象鲜明的妇女人物，热情歌赞了大观园的女性美。在《说“情”》一文中我曾说过：“曹雪芹积半生之经验，由衷地、真诚地唱出了对男尊女卑的反抗之歌。他笔下的那些充满青春气息的少女形象，虽身份不同，教养不同，际遇不同，但在心灵和情操上，却又都强烈地表现出各自不同的美质，与他笔下的那些须眉浊物形成了强烈的对比。”

尽管王熙凤大不同于大观园那些较单纯的贵族少女，作者对她的多样组合的典型性格有着洞察入微的概括和刻划。如前所说，作者在小说开始的几回，就用相当的篇幅描绘了甚至歌赞了王熙凤“理家”的精强干练，但却并未因此而减弱对王熙凤作为女管家人的残酷本质的形象的揭露与批判。“毒设相思局”、“弄权铁槛寺”、“变生不测，凤姐泼醋”, “苦尤娘赚人大观园，酸凤姐大闹宁国府”，直至“弄小巧用借剑杀人”，多少所谓泼悍、残暴、阴险、狠毒……由表及里，由形入神，曹雪芹对其“恶行”与“恶德”，都进行了从思想、行为到灵魂的解剖，这自然蕴含着作者是用他的人性观中的积极的审美理想去烛照、揭露、鞭挞以至否定。同样的，即使如此，王熙凤的不朽的艺术形象，在人们的恨骂声中仍然有着“不见凤姐想凤姐”的“效应”。这是否仅仅由于作者的化丑为美的艺术手段掌握适度，骂得有分寸，或者是由于王熙凤外露的性格亮采，冲淡了她丑恶灵魂的色调。这似乎都还不能解释清楚王熙凤艺术形象中的矛盾现象。然而，只要我们回到开篇所讲的鲁迅对《红楼梦》的评价：“其要点在敢于如实描写，并无讳饰，和从前的小说叙好人完全脸好，坏人完全是坏的，大不相同，所以其中所叙的人物，都是真的人物。”这又是不难解释的，因为王熙凤就是这样一个复杂组合的“真的人物”的艺术典型。

尾语

艺术创作是一种复杂的精神劳动、“没有一个作家是纯然客观地在观察生括的，纷繁复杂的现实，在作家头脑中所产生的各种各样的反应”, “都是受他的身世、教养、生活方式和思想意识的操纵”（《茅盾评论文集》上册第61页）。如我们多次谈到的，曹雪芹本人也是清代所谓“百年望族”出身，并在政治斗争中败落下来的。作者的这段不平常的经历，虽然使他对于封建末世和贵族阶级的腐败，有了较清醒的认识，给了他猛烈抨击和揭露它们的勇气和力量，但是，“燕市哭歌悲遇合，秦淮旧梦忆繁华。”对于自己家族鲜花着锦的往事，他又不可能没有一点留恋和感伤，而作家对生活现象的感受，又总是要经过感情镜头的特殊折射。所以，曹雪芹对贾府的两位“理家”才能高于堂堂须眉的青年女性——王熙凤和贾探春的“行止见识”，也包括王熙凤的机敏、聪慧在日常生活中的表现，都在艺术描写上渲染着由衷的赞赏与深沉的惋惜的感情色彩。同时，在王熙凤的典型性格的创造中所显示出的这种感情色彩，也依然使我们能感受到，她所唤起的与社会人生深刻意蕴的联系，是多方面的，其中也包孕着作者的富于时代意义的人道主义的审美理想——以发掘女性才智，熔铸女性的真、善、美为创作灵魂。“哭向金陵事更哀”的王熙凤，也同样渗透着金陵十二钗的悲剧意象。只不过，作者创造的是“真的人物”的典型，又并未因浓郁的感情色采而减弱对王熙凤复杂性格本质的揭露与批判。这是因为理智之光，始终伴随者曹雪芹《红楼梦》整体艺术形象的创造才使他能深刻洞察事物队本质，并给予准确的概括。

王熙风的不朽的典型形象的创造，以惊人的艺未魅力反映了伟大作家曹雪芹的世界观的广度和深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