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考作文备考素材集锦:“光明观察”2016年2月号第5辑
发布时间:2024-1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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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考作文备考素材集锦:“光明观察”2016年2月号第5辑
整理 fcs2002
1. 农村“妻荒”背后的“伪市场”
2. 患病请假遭解聘,劳动权益在哪?
3. 上海女逃离:私域的爱情,公域的乡愁
4. 对国人购买世界46%奢侈品的喜与忧
5. 诚信建设非设“诚信日”这么简单
6. 农村新春“豪赌”背后的文化缺失
7. “史上最早”开学,要让学校说了算
8. “诚信日”从来都不是用来包治百病的
9. 节后不想上班是种病,得治
10. “考94分被骂哭”折射教育功利化
11. 医药产业创新升级还需“双轮驱动”
12. 医药产业创新升级还需“双轮驱动”
13. 从春节红包大战感知年俗文化变迁
14. 实施七年,如今谁还记得“限塑令”?
15. 横扫黄金,中国大妈要的只是安全感
16. 期待常萍式特聘成为重教学的起点
17. 正视“过完春节就离婚”背后的文化冲突
18. 严管药品审批让“伪药品”脱“马甲”
19. 农村老人只能“自生自灭”吗?
1. 农村“妻荒”背后的“伪市场”
2016-02-14 10:07 来源:光明网-时评频道
作者:毕晓哲
记者在甘肃省靖远县农村老家过春节,也跟了几场亲事(甘肃农村将娶媳妇称为“亲事”)。交谈中记者发现,如今农村婚事已经成为村民的沉重负担,这种负担来自两方面,一方面是昂贵的彩礼,一方面是凸显的“妻荒”。在靖远县的多个村庄,记者听到了和李阳一样的反映。(2月13日《北京青年报》)
记者在当地采访时发现的所谓“妻荒”,只是一些边远贫困农村的“冰山一角”。农村男青年择偶难早在多年前就存在,而且随着农村女孩子的日益稀缺,无论是彩礼还是“妻荒”都在呈放大之势,不仅在甘肃一些地方农村,在河北、河南、安徽、江西、广东等一些省份边远农村,同样大量存在“妻荒”现象。表面上,多数农村出现的“妻荒”源于农村女性资源向城镇转移,大量农村女性在学校毕业后在城市就业谋生,不再希望回到落后的欠发达的农村的主要原因。但实际上,农村出现女性资源向城市“流动”的“妻荒”只是问题的表象。 对于一些农村出现“妻荒”,一些人用市场经济的角度来解读。农村相对落后,社会保障不健全,生活条件较差,“见过市面”的农村女孩子骨子里已不再将农村当成归宿,总体上导致农村青年女性资源稀缺,从价值和价格规律分析,在“卖方市场”的情况下,彩礼日益攀高,甚至某些农村男性村民攒了“60万元老婆本”也娶不到妻子,这或与“供应与需求”的市场规律相吻合。然而,农村“妻荒”绝不像“市场”那样简单。如果“价高者得”,为何一些有钱也不穷的农村男青年仍然打光棍?如果说将“娶妻”当成市场行为,又为何解释一些青年女性为某一名心爱的农村男性抛家舍业一同到农村创业?当然,日前媒体报道的某上海女和男友到江西农村后,吃到第一顿饭就立马告吹、连夜返回上海的例子或能说明一种现象,但总体上仍只是一个特例。在爱情与婚姻这一亘古以来的话题中,无法离开物质看待婚姻,但更不应该否认婚恋情感、婚姻习俗观念和外界舆论评价的巨大影响。
农村“妻荒”实际上是一个“伪市场”。它是包裹着“市场”外表的社会发展的特殊现象,与我国快速的城镇化有关,与我国长期存在并未根本解决的城乡差距有关,更与新的时代公民择偶观念摆脱传统、更多体现自我息息相关。“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用此形容比较贴切,同样可以用于“妻荒”背后的女性择偶心理上,但城市为何多年来始终属于女性青年向往的“高处”?而广大农村为何始终“留不住”女性青年?这不仅仅有“市场”所谓的的选择,更是时代和社会发展的特征,包含有社会发展中人们对于更美好生活的追求,更有城市快速发展的同时大量农村的“长期落伍”。几年前一则新闻显示,在北京和河北交界地有两个村,两村仅一街之隔,属于河北管辖的村庄的老人一个月低保金仅260元,而仅几米之隔的位于北京的这个村庄的老人月可以领取养老金1500元余元。经济收入直接决定生活品质,还直接决定一个人或一个家族的“尊严”,同等情况下某一名女性会嫁到哪个村不言自明。
我们抛开“市场”考虑和品量,农村“妻荒”才更有说服力,如果仅仅看到“市场需求”这一表象,是会被引入歧途的。农村青年娶妻难,本质上是城乡鸿沟,但造成城乡巨大落差和鸿沟的根源在于,多年来我们关注和解决的农村问题并不多,或者说解决的和关注的远远不够
“农村安则天下安”,我国最广大的地域属于农村,我国有8亿人口在农村,农村人口的生活幸福程度不仅关系广大农村本身的繁荣与繁衍,更关系国家的长治久安。农村“妻荒”不应该在听之任之,不应该像调控市场那样完全交给“市场”,应该从国家和政策层面进行干预和调控。一者,将更多的优惠政策向农村倾斜,发挥广大农村的资源优势,科学利用旅游、种养殖等等优势资源,让农村的收入和生活品质真正提升;二者,要纠正“城镇化就是扩大城镇规模”的误区。真正的城镇化不仅是农民“获得城市户籍”更应该是农民的真正“市民化”,让进城的农民享受到同等的待遇,让不离乡在农村创业的村民获得市民一样的生活品质和城市保障;三者,要加强对农村教育投入,大力开展科学技能和知识培训,让“文化”改变落后农村的面貌同样是根本之道。(毕晓哲)
2. 患病请假遭解聘,劳动权益在哪?
2016-02-14 10:12 来源:光明网-时评频道
作者:张西流
徐某患病后请假在家休养,但单位却以其未办理正式请假手续为由与他终止了劳动关系。记者12日获悉,北京通州法院一审判决用人单位支付徐某违法终止劳动关系赔偿金和医疗期工资共计3万余元。(2月13日《北京晨报》)
作为一家正规企业,制定一些管理制度,去规范员工的行为,是非常必要的。对于违反管理制度的员工,给予相应的处罚,也无可厚非。然而,企业规章制度,不能违反劳动法的相关规定,更不能侵犯员工的基本权益。必须承认,员工患病请假,未向单位办理正式的请假手续,确实违反了劳动纪律,但动辄就将其解聘,有违传统的道义观,企业这样做显然是不人道的。
依据《劳动合同法》有关规定,只有“严重违反劳动纪律或者用人单位规章制度”的情形,员工才有可能会被辞退;而这名员工患病请假未办理正式手续,显然称不上“严重违反劳动纪律或者用人单位规章制度”。可见,一些企业制订的规章制度,要么师出无名,要么存在霸王条款;尤其是在处罚上,“自选动作”是五花八门,损害了员工的劳动权益。至于员工患病请假遭解聘,毕竟仅是企业的“自选动作”,因缺少相关法律支撑,难免会引发争议。
事实上,企业员工遭遇的权益困境,远不止“患病请假遭解聘”。比如,一些企业用人不签劳动合同,招之即来,挥之即去;给不了员工应有的工资、福利待遇和养老、工伤、医疗等社会保障,更没有人文关怀与劳保关爱;出了劳资纠纷,要么拒不认账,要么以重罚和
辞退相要挟。神圣不可侵犯的劳动法,在某些企业管理者的眼中,俨然成了一张废纸,形同虚设。
因此,患病请假遭解聘,值得企业管理者反思。管理制度的设计,应该具有双重功效,一方面是要规范和约束员工的行为,一方面是要维护员工的正当权益。同时,企业管理制度,应释放出人文情怀,让员工感受到家一样的温暖;对于违规员工,少惩戒,多疏导,别动辄就向他们挥舞“重罚”和“辞退”的利剑,实行人性化管理,让制度充满关爱员工、善待员工的善意。特别是,有关部门应从立法和制度层面上,规范企业用工行为,对企业员工的基本权益实施有效保护,使他们能够真正从权益困境中走出来。(张西流)
3. 上海女逃离:私域的爱情,公域的乡愁
2016-02-14 14:10 来源:光明网-时评频道
作者:舒圣祥
一篇有关“上海女孩跟江西男友回农村过年,吃第一顿就要分手”的帖子在春节期间被网友持续关注。这位女孩春节到男朋友的江西老家过年,却把男朋友家的晚餐发到网上,不仅毅然和男朋友分手,而且连夜返回上海家中。这一事件,瞬间戳中了无数人的情感神经;如今,年都快过完了,该话题仍被很多网站放在头条位置。
移动互联时代,多小的一件私事,都可以成为热闻。上海女逃离事件,无疑又给新闻传播学新添了一个例证:新闻帝国时代正在结束,新闻群岛时代已然崛起。人人都是记者,个个都是传媒。要不然,这点私人化的破事,影响力缘何能够盖过春晚?——“盖过春晚”的判断,仅代表个人目力所及:自打满分的春晚被很多人戒了,上海女逃离事件朋友圈里却都在聊。
要讨论这起事件,首先要分清楚公域与私域的问题。在私域的层面,这是一个爱情问题,有木有真爱,当事人自己最清楚;在公域的层面,这是一个乡愁问题,所谓“农村,说一声爱你太沉重”。在私域层面,上海女与农村男的结合,根本不成问题,幸福与不幸,都是个人的选择,也没有标准的答案。但是,个人素养差别肯定是有的,爱得到底有多深也是需要检验的——逃离因此既是一种选择,同时也是一个答案。
此事在舆论场引发热议,显然不是因为大家都很关心他们之间的爱情,而是因为很多人悲哀地联想到了自己的农村出身,感觉到被上海女的傲慢给伤害了。说到底,还是因为自己的内心不够强大,而无关是否真的被上海女歧视。换个角度想想,那一桌菜肴如果换上漂亮的盘子,没准儿就是昂贵的绿色食品,就是从当地走出去的人“魂牵梦绕的美食”,就是记忆中的过年味道。
真正的问题,不是上海女的逃离有没有歧视农村人;而是我们农村出身的人,为什么要有被伤害的感觉?内心强大的人,从来不会强求别人认同;相反,地方与地方之间从来就是不同的,遑论城市与乡村?
“回不去的故乡,融不进的城市”,关于农村大学生和进城打工者身份迷失问题的讨论,当然是有价值的;但是,治病的药方不在于恳求他人展现出“以恕己之心恕人”的友善,而在于让自己的内心变得强大。乡愁不只是一种情感,更应该是一种行动,与其恳求别人认同和点赞,不如自己不抛弃不忘记。(舒圣祥)
4. 对国人购买世界46%奢侈品的喜与忧
2016-02-14 14:36 来源:光明网-时评频道
作者:朱永华
商务部的数据显示,2015年中国游客在境外消费约1.2万亿元,继续保持世界主要旅游消费群体称号。中国游客被称为“行走的钱包”,财富品质研究院根据品牌库中2万多个品牌的营业收入估算发现,2015年中国消费者全球奢侈品消费达到1168亿美元,全年买走全球46%的奢侈品。其中,910亿美元在国外发生,占到总额的78%。也就是说,中国人近八
成的奢侈品消费是“海外淘货”的。(2月14日 中新网)
在中国几千年的经济历史发展过程中,国人从未有像今天这样吸引世界的目光,是经济的快速发展让国人赢得了世界的青睐甚至“攒足了面子”,几乎没有哪个国家有勇气来拒绝中国游客的入境消费。表面上看,国人近八成奢侈品消费是在“海外淘货”,对拉动国内市场消费和促进国内经济增长“有害无益”,实际并非如此。世界市场早已进入“地球村”时代,生产任何一种产品生产都不是孤立的,尽管这些奢侈品牌大多出自海外,但与国内市场几乎都存在着千丝万缕的利益关系,某些奢侈品甚至就是“中国制造”,国人对奢侈品的青睐,在拉动世界奢侈品消费增长的同时,也在刺激国内企业提升创新信心和“工匠精神”。从长远利益看,显然是利大于弊。
但也不能不说的是,疯狂购买这种性价比并不“实惠”的奢侈品,既是一种“浪费”,也是不正常心态驱使下的虚荣心作祟。不少中国游客热衷选购海外奢侈品,既不完全是经济实力支撑,也不是刚性需求。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经济由落后到崛起过程中难以避免的“烦恼”。而随着时间的推移经济的持续发展,国人的消费心理日渐成熟,这种有失健康的消费冲动,也一定会被理性所取代。
由此可见,在国人疯狂消费奢侈品,尤其是近八成奢侈品为“海外淘货”这一现象中有喜有忧,喜的是无论这种消费方式有多少盲从和缺乏理性,都足以向世界证明中国经济发展成就和中国人的消费实力,国人在海外的消费狂欢,也是站在民间立场为国家向世界做年度发言。而忧的是,在这种疯狂国外扫货的消费心理中,更隐藏着对国内市场和民族品牌产品的极不自信,而这种不自信非但没有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改变,反而呈扩大蔓延之势,甚至连一盒感冒药都要选购日产。这种对民族品牌极不自信的不正常心态,尽管原因多方多面,但对于提升中国民族品牌在国际市场的影响力确实弊端很多。
泱泱大国和世界市场的最大消费群体,缺乏对本土品牌的自信与尊重,对于国内经济发展和创新创造所带来的消极影响绝对不容低估。因此,如果通过规范国内市场和通过严格的制度监管,来提升国人对本土品牌的自信和将国内市场培育成健康有序的“国际市场”,让墙内开花“遍地香”,这尤其值得相关方面作出积极探索和尝试。(朱永华)
5. 诚信建设非设“诚信日”这么简单
2016-02-14 15:54 来源:光明网-时评频道
作者:余明辉
浙江省义乌市人大常委会近日通过决定,将1月9日设立为义乌市“诚信日”。据义乌市人大常委会相关负责人介绍,市人大常委会及市政府组织在公共媒体上公开征集市民意见,大多数市民认为1月9日寓意为“一言九鼎”,将“诚信日”设在1月9日更能体现诚信精神的内涵。(2月14日 新华网)
设立“诚信日”,一方面凸显了地方对社会诚信建设的重视,以及不折不扣积极行动的真诚意愿;另一方面,通过一个具体日子的设立,也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唤起人们对诚信的重视,自觉不自觉的加入到诚信的行列当中。就此而言,义乌市人大常委会通过公开征集意见,将1月9日设立为地方的“诚信日”可圈可点,且值得肯定。
但是,就时下我国社会诚信及建设的现实而言,单独设立这样的“诚信日”,到底效用几何值得深入观察和探讨。
近年来,我国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在全国范围内广泛开展,取得了一定的成绩,表现在信用约束机制逐渐显现,市场环境明显改善。但也毋庸讳言的是,由于我国信用体系建设起步较晚,很多情况下政府、企业、个人等表现出来的信用观念还很淡薄,信用行为还不够规范,与市场经济的发展水平很不协调,成为制约我国市场经济发展的一大“瓶颈”,备受社会关注和诟病。
企业虽然说目前信用管理水平逐步提高,企业风险防范制度逐步规范,企业形象不断改
善,企业竞争力进一步提升。但我国企业特别是很多中小企业目前的信用状况不容乐观,制售假冒伪劣商品,拖欠货款、贷款,偷税漏税,披露虚假信息,提供虚假证明,进行黑幕交易,合同违约、合同欺诈,侵犯注册商标专用权、专利权等不诚信现象依然存在,不能很好地适应我国市场经济体制改革、企业发展和经济全球化的要求。据统计,我国企业每年签订约40亿份合同中,履约率只有50%。
此外,个人诚信表现得也不太乐观,对待具体问题时还比较缺乏自律意识,知行脱节现象比较严重,如目前农村个人信用贷存在的较多“赖债”现象,大学生申请国家助学贷款逃单率不断上升现象、社会明星“老赖”问题层出不穷等,无不显示我国个人诚信问题的依然严重。
深入研究这些问题出现的背后,除了宏观上我国社会还处在快速转型期,相关信仰缺失,而诚信等教育又跟不上形势需要之外,社会诚信体系不健全,如诚信法律建设不全、执行不力等,也有着更直接的联系。所谓诚信与法制相伴,诚信的厚薄取决于规矩的方正。罚不慑,法难威;法不震,德必失。而这背后,无疑与社会诚信建设者、守望者的政府诚信不足、榜样失范不无关系。
所有这些都表明,我国诚信社会建设道路的复杂以及任重道远,并非设立“诚信日”这么简单。反过来讲,建设诚信社会,包括地方政府等,通过设立“诚信日”来引导未尝不可。但根本上这只是其中一个很小的环节,我们决不能患上“诚信日”依赖症,而借此完事,更重要的任务是在为社会诚信尤其是政府诚信建设立明规严规,通过社会诚信的齐头并进,尤其是政府诚信的示范带头,快速有效提升社会的整体诚信建设,从而使人人参与诚信人人受益于诚信。(余明辉)
6. 农村新春“豪赌”背后的文化缺失
2016-02-15 09:17 来源:光明网-时评频道
作者:堂吉伟德
一年打工存不了两万元,没想到过年几场牌就输掉一大半——春节期间,安徽省的一些农村青年向记者反映,过年亲朋好友聚会都会摆上牌局,有人甚至将一年的辛苦钱输了个精光。(2月14日《新华网》)
豪赌的原因源于两个方面,一是在没有其他消遣方式作为替代的情况下,赌博就可能成为一些人过节的方式。二是功利社会之下的攀比之风,要面子思想已然泛滥成灾,从人情往来到赌场气质,从而让赌博如同不断膨胀的气球一样,随着最后的破败而惨淡收场。很多人辛苦了一年,却在数天内将血汗钱输得精光,这个节日过得如何,就不难想像。
为什么会产生赌博现象?其实还是价值迷失下的风气趋恶。赌博似乎已然成为一种社会毒瘤,久而久之日变得越来越严重。2014年1月13号在贵州的凯里的一个村里发生了一起重大的爆炸案,伤亡非常惨重,15人死亡,8人受伤。爆炸地发生的地方是村里的一个赌博点。在这些被抓获参赌人员中,不但有男有女,而且各年龄层的都有,其中最小的只有十九岁。
虽然参与赌博的理由各不相同,但有一个共性的特点是,生活上比较空虚。可以说,越穷的地方这种现象越普遍,山区重于平原,农村甚于城市。之所以如此,就在于虽然物质不断丰富,然而文化需求却无法得到满足。尤其是在农村,文化娱乐设施和项目少之又少,与农村的空心化相比,则是基层文化供给与满足的空心化。那些手头越来越富裕的农民,在满足了口腹之欲后,不断升级的精神文化生活却无人问津,即便是一些政策性的项目实施,也未能做到精细化和细分化,给予他们的供给侧相当弱化,从而导致他们有深度的被遗弃感。 在正当性需求无法满足,而高大上的渠道又无以畅通的情况下,黄赌毒现象就必然会占领高地,成为主流并腐蚀人的精神追求,异化人的行为方式。为什么这些回乡的青年会陷入赌局,一句话“无事而生赌”。因为没有其他的方式和载体,满足他们休闲的需求,打发他
们空虚的时间,那么走上赌桌就几乎难以避免。虽然有广场舞之类的群众活动,不过小众化和特定化很难起到普及的作用,也无以满足其他群体的需要。在这种情况下,尤其需要针对节庆时间,返乡农民工人数较多,有着强烈的文化需求的现状,有针对性的落实一些举措,才能起到预防新春“豪赌”现象的产生。
其实,近年来,春节成春劫的众多因素中,赌风日盛无疑是文化变异的注脚。除了吃就是喝,除了喝就是赌,传统的春节文化在方式的变异下,已然变得面目全非。究其原因,就在于过节的方式与时俱进中,没有做到去粗取精,更没有以文化的大繁荣大发展,去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文化生活需要。赌风的四起,豪赌的产生,本质上还是在三个建设中,精神文明建设出现了短腿,人的精神变得空虚而无寄托,从而给了赌博最好的生存空间。因而,若不能从文化层面去审视,那么农村新春“豪赌”的个体之痛和社会之忧,就始终难以得到解决。(堂吉伟德)
7. “史上最早”开学,要让学校说了算
2016-02-15 09:25 来源:光明网-时评频道
作者:薛家明
今年厦门中小学初九(16日)注册,初十上课,被称作“史上最早”开学时间。记者调查发现,厦门今年寒假在近六年来,不仅是最短,而且是最早开学的。基于此,网上出现教育局排错放假时间表了的“传说”。对此,昨日市教育局进行回应:“厦门寒暑假放假时间加起来的总天数是符合省教育厅规定,寒假没有排错!”(1月14日 《厦门日报》)
平心而论,厦门出现中小学的“史上最早”开学,未尝不是一件好事。对学生而言,放假并不等于放开玩。相反,在另一条起跑线上,各种特长班、复习班,接踵而至。再加上寒假生活、课外作业,假期的课业负担甚至比平时还重。“提前开学”其实也是一种放松。而对于家长来说,假期的压力也远远高于平时。孩子参加各种辅导班、特长班,家长就要不断地赶场接送。而不同于学校的早8点、晚5点,很多辅导班通常2小时一堂课。这就要求一些家长请假接送,忙得不亦乐乎。因此,出现“史上最早”开学,也是一种提前解脱。 那么,为何“史上最早”开学还是受到了高强度的吐槽呢?一是,公众早就习惯了大寒假模式,出现“小寒假”,自然会有逆反性的吐槽。比如,假期“小气”、不人性、不接地气等等。
更重要的是,发泄对教育局垄断“开学权”的不满。长期以来,各市县都统一规定开学时间、学期长度,甚至是授课进度。应该说,这样的大一统,有利于统一开展教学、统一督查和管理。然而,大一统的模式,也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学校的自主性。比如,有的学校的是足球特长学校,就需要暑假短一点,寒假长一些,以保证学生的有效足球课时。显然,在这个语境中,“史上最早”开学就是不合时宜的,必然会招来舆论的反弹。
可见,公众对“史上最早”开学的质疑,并非是简单的吐槽开学过早,更是在发泄对教育局垄断“开学权”的不满。在教育上,我们一直提倡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学校教学各有特色,学生全面发展。但教育主管部门管的过死,机械式的搞一刀切,就会扼杀学校的特色,甚至让学生失去发展方向,变得“千篇一律”。试问,在机械式、模块式的语境中,学生还有多少发展自由呢?因此,从这个角度看,出现“史上最早”开学可以有,但应该让学校说了算。
新一轮的教改,把学生自主学习放在了极重要的位置。比如,在自主课上通过小组讨论、评议提升、反思拓展,来提升学习的积极性、激发创造性。然而,在给予学生课堂自主的同时,学校却连开学时间、学期长度都没有自主权,如此的“自主”又能有多大的疗效呢?可见,我们把课堂留给学生,首先要从将“开学权”还给学校开始。而要完成这个放权,就需要教育主管机构以自断臂膀的勇气,从我做起!(薛家明)
8. “诚信日”从来都不是用来包治百病的
2016-02-15 09:43 来源:光明网-时评频道
作者:龙敏飞
浙江省义乌市人大常委会近日通过决定,将1月9日设立为义乌市“诚信日”。据义乌市人大常委会相关负责人介绍,市人大常委会及市政府组织在公共媒体上公开征集市民意见,大多数市民认为1月9日寓意为“一言九鼎”,将“诚信日”设在1月9日更能体现诚信精神的内涵。(1月13日 新华社)
设置“诚信日”的城市,越来越多了。早在2001年,浙江温州就设立了“8 8诚信日”,今年,其将迎来第16个节日;而在2007年,河南洛阳又将11月22日定为“诚信日”,取义于11月22日的谐音,“一是一,二是二”,今年也将迎来第9个诚信日 如今,浙江义乌将1月9日设立为义乌市“诚信日”,正是这样的一种传承与延续。
“诚信日”的越来越多,终究是一件好事,最起码说明:重视诚信品质,正成为很多人的一种行动自觉。而类似的共识,也不再停留在民间层面,政府对此也开始重视。
即便如此,义乌市“诚信日”的设置,还是遭遇到不少的质疑。比如,有些人就认为,设置一个“诚信日”,就像是一种形式主义,因为这不会让所有的人立地成佛,立马就具备“诚信意识”;还有人表示,真要每个人都一言九鼎,就不能只是设置一个日子,而必须靠法律法规来约束
类似的理解,更像是一种“习惯性质疑”,而这也误解了诚信日的意思,放大的诚信日的价值。就“诚信日”的设置而言,它也不可能达到“一设就灵”的高度。毕竟,一个节日而已,友情提示的价值更高一些,强有力约束的可能性并不大。打个比方,节日的设置,只是一个“闹钟”,闹钟的存在,只是提醒你一下,但你能不能按照闹钟的约定去办事,还得看你自己。
真要从源头上让人具备“诚信品质”,一方面,自然是自我与社会道德的约束,比如这“诚信日”的设置,就能在一定程度上给人以启示,让人记住“诚信仍然是一种备受推崇的品质”;另一方面,则是法律的约束,2015年,最高法便出台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公布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信息的若干规定》,建立了被执行人失信黑名单,促使被执行人自觉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类似的制度规定,在当前的社会背景下,仍然是很有必要的。
这样的“自我反思”与“法律治理”齐头并进,才是让更多人具备诚信品质的治本之策。不管你承认不承认,“诚信日”肯定是有价值的,但不可高估其价值,因为任何日子的设置,都不是用来包治百病的。(龙敏飞)
9. 节后不想上班是种病,得治
2016-02-15 09:49 来源:光明网-时评频道
作者:苑广阔
早上起不了床、身心萎靡、情绪低落、对上班有深深的厌恶或恐惧感。杭州市第七人民医院门诊办公室主任朱长江告诉记者,这几天来医院咨询这类问题的特别多,几乎占了一半以上,主要集中在35-45岁的夫妻。(2月14日《钱江晚报》)
春节假期正式结束了,上班的上班,开工的开工,不管我们有多么得留恋与不舍,但我们都不得不回到自己的工作岗位上来,开始一个新的工作周期。对大多数人来说,都能在心理上接受这样的现实,但同时也有部分人,因为春节放假而对工作、上班产生了抵触情绪,甚至说是从心理上有着深深的厌恶与恐惧感,即便缘于工作单位考勤、纪律上的要求而回到了自己的工作岗位上,但也是“身在曹营心在汉”,无法保证工作状态和工作效率。
客观而言,从全身心放松的假期状态突然回到按部就班的工作状态,确实让人有些难以适应,这也是情理之中的事情,只要有意识地进行一些心理上的调整,就能安然度过这段非常时期,实现从假期到工作的顺利过渡,但是如果问题发展到一定程度,乃至于像前面提到的身心萎靡、情绪低落,对工作和上班产生了厌恶与恐惧感,则就应该引起足够的重视,并
且采取相应的办法来予以解决。
这是因为以这样的精神状态投入工作,既无法保证工作效率,还可能导致工作失误,生产事故,这不但是对我们自己职场前途和个人生活的一种不负责,同时也是对他人、所供职的工作单位以及社会的一种不负责。首先我们应该认识到,节后不想上班其实是一种病,它也有自己病理学上的专属名字:节后综合征。既然认识到了这是一种病,那么就应该积极查找病因,寻求治病的途径和方法,才能保证我们正常的工作和生活。
虽然都是“节后综合征”,但从导致这种病的病因上来说,却是不尽相同的,所以需要根据不同的病因对症下药,才有望药到病除。比如有些人纯粹是因为假期过度放松引起的,整个春节假期天天呼朋唤友,吃喝玩乐,乃至于一想到假期结束以后需要面对的繁重工作,复杂的职场人际关系就头疼不已,产生了畏惧情绪。对于这种情况,除了在心态上做好调整之外,也不妨给自己设定一个心理“缓冲期”,比如在工作量上由少变多,逐渐增加;在工作强度上先易后难,逐步找回原来的工作状态等等。
还有一些人,则是春节期间一些家庭琐事,家庭矛盾等等导致的情绪低落,进而对工作和上班产生了畏难情绪和抵触心理。对于这种情况,则需要夫妻或家庭成员之间进行坦诚的沟通和交流,彼此之间多些体谅、理解与宽容,争取把矛盾与问题在假期结束之前就解决掉,以免让这样的负面情绪影响到我们正常的工作和生活。如果自己的调整达不到预期的效果,那么也不妨向新闻中提到的学习,主动去医院心理门诊寻求专业人士的帮助。(苑广阔)
10. “考94分被骂哭”折射教育功利化
2016-02-15 10:04 来源:光明网-时评频道
作者:汪昌莲
“全班40余名学生里,拿满分有14个,平均分96分,儿子数学成绩虽然考了94分,但拖了班级后腿。”日前,武汉一位小学生家长郑女士,对着数学考了94分的儿子一顿数落,把儿子训哭了。(2月14日《中国教育报》)
一名小学二年级学生,因数学考了94分,居然被母亲骂哭,令人匪夷所思。出现这种尴尬一幕,与其说是家长一种情绪焦虑的外在表现,不如说是一种家庭软暴力。而在笔者看来,儿子考94分被母亲骂哭,首先印证了当前教育体制和考试制度的不合理之处,是受应试教育、唯分数论之害;特别是,这种“唯分数论”,难道不正是我们现行教育体制的悲哀吗?
借素质教育之名,行应试教育之实,已成为许多学校的通病。“学习学习再学习,考试考试又考试”,是这些学校的宣传口号,追求高升学率是他们的第一要务,至于素质教育,那只是在汇报时口头说说而已,早已成为应付检查的“遮羞布”了。更有甚者,一些学校为了片面地追求高考升学率,便奉劝甚至是怂恿那些学习成绩较差的学生放弃高考,不负责地将他们推入社会,作为教书育人的学校,使出这种“阴招”,岂不是在自掴耳光吗?
在现行的应试教育体制下,学生学习成绩和升学率,成为衡量学校办学质量的唯一标准,这是不争的事实。培养出来的学生大都是“高学历低技能”或“高分数低素质”。 有的学生从不参加劳动,生活自理能力极差,考入了高校,还要家长陪护;有的学生缺乏体育锻炼,要么骨瘦如柴,弱不禁风,要么又矮又胖,活脱脱一个“相扑”选手的标准体形;近视眼更是相当“普及”,且呈低龄化的趋势。试想,一个不具备健康的思想品德、健全的体魄和生活自理能力的高材生,能给社会和家庭作出多大的贡献?
可见,骂哭儿子的不仅是他的母亲,还有越来越功利化的教育体制。长期以来,跟着高考指挥棒转的应试教育,多年形成的“灌输式”、“填鸭式”教学方法,有碍于学生创新能力的培养,而高校“唯分数是举、唯状元是才”的选才模式,某些地方政府对高升学率及“高考状元”的过度褒扬,也使中小学生失去了公平竞争的成长环境。加之长期形成的“学用脱节”、“研用脱节”的教育,既不利于创新能力的发掘,更使高校成为走向成功的唯一通道。
因此,儿子考94分被母亲骂哭,折射出了现今教育的功利化趋向。换言之,中国的教育改革,首先应该是去功利化。对基础教育来说,当务之急是更新教育观念,深化教学内容方式、考生招生制度、质量评价制度等改革,提高学生综合素质。就高校而言,高考招生要打破“唯分数是举、唯状元是才”的选才机制,代之以全面综合的考量,既要重视学生的成绩,更要关注学生的创造力和服务社会的精神。与此同时,必须改革高校管理体制,真正让高校回归本位,积极营造学术研究的健康氛围,鼓励对创新人才的教育培养。(汪昌莲)
11. 医药产业创新升级还需“双轮驱动”
2016-02-15 10:16 来源:光明网-时评频道
作者:吕 涯
国务院总理李克强2月14日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部署推动医药产业创新升级,更好服务惠民生稳增长;确定进一步促进中医药发展措施,发挥传统医学优势造福人民;决定开展服务贸易创新发展试点,推进外贸转型增强服务业竞争力。(2月14日 中国政府网) “医药产业关系全民健康,市场需求巨大,在各国都是重要产业。”对于医药产业,本次国务院常务会议有着如此浓墨重彩的描述。
医药产业,被认为是最直接的民生产业。它不仅和每一位国民健康的息息相关,更是创新性经济的集大成者。按照李克强总理的话说,就是医药产业发展首先是“民生需要”,同时也是“发展需要”。
在发达国家,医药产业必定是投入成本最多的领域之一。久而久之,这个行业竟然也成为他国招揽游客入境的理由之一。譬如,我国公民到日本旅游,就会把该国的某些“可人”的眼药水、创可贴放在“爆买”的购物清单上。当然,这事还要分两面看,在让我国医药产业如芒背在刺同时,也要让其成为推动医药产业创新升级的“反推力”。
推动医药产业创新升级,本次国务院常务会议也部署了多项举措。包括瞄准群众急需,加强研发创新;健全安全性评价和产品溯源体系;结合医疗、医保、医药联动改革,加快临床急需药物和医疗器械产品审评审批;建设遍及城乡的现代医药流通网络等具体实施方案。其中,“结合医疗、医保、医药联动改革,加快临床急需药物和医疗器械产品审评审批”,直接对应着医药产业的要素提升。通过措施的落地,它也将能解决某些病患用药的燃眉之急。 包括一些抗癌药物在内的创新药品,很大程度都需国外进口,还不被纳入到国内医保目录中。因特别的医疗需要,患者为此花费成本可谓高企。也有人为此而绕道国外,用代购等办法,来减少寻医问药的成本开销。这也是为国内医药产业提高中高端供给的一个切入点。 为更好的服务惠民,一方面,则是如国务院常务会议所制定的“结合医疗、医保、医药联动改革,加快临床急需药物和医疗器械产品审评审批”,另外一方面,在于此次会议谈到的“加强原研药、首仿药、中药、新型制剂、高端医疗器械等研发创新,加快肿瘤、糖尿病、心脑血管疾病等多发病和罕见病重大药物产业化”,以及“支持已获得专利的国产原研药和品牌仿制药开展国际注册认证。”
此种语境,也对接着本次国务院常务会议提到的“加快我国医药产业发展,对于更好满足群众医疗保健需求、推进健康中国建设、释放经济增长潜力,意义重大。”
医药产业,是前期投入巨大、后期回报绵长的一个产业领域。研制一个新药,往往要投入数以亿计的成本,所耗费时间也在数年之上。显然,光靠企业单打独斗,肯定不行。在经济新常态的时代语境下,医药产业也要抓住创新升级的牛鼻子,迎难而上。除了做好立项研发之外,更要注重人才打造和最新成果转换。同时,政府也定然会在政策上积极鼓励创新。唯有双方在要素流动和资源配置上形成战略对接,方能构成一枢一轴的态势,也才可有医药产业创新升级的“双轮驱动”。这种动力组成,是支撑起中国医药产业后发制人的关键。(吕 涯)
12. 医药产业创新升级还需“双轮驱动”
2016-02-15 10:16 来源:光明网-时评频道
作者:吕 涯
国务院总理李克强2月14日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部署推动医药产业创新升级,更好服务惠民生稳增长;确定进一步促进中医药发展措施,发挥传统医学优势造福人民;决定开展服务贸易创新发展试点,推进外贸转型增强服务业竞争力。(2月14日 中国政府网) “医药产业关系全民健康,市场需求巨大,在各国都是重要产业。”对于医药产业,本次国务院常务会议有着如此浓墨重彩的描述。
医药产业,被认为是最直接的民生产业。它不仅和每一位国民健康的息息相关,更是创新性经济的集大成者。按照李克强总理的话说,就是医药产业发展首先是“民生需要”,同时也是“发展需要”。
在发达国家,医药产业必定是投入成本最多的领域之一。久而久之,这个行业竟然也成为他国招揽游客入境的理由之一。譬如,我国公民到日本旅游,就会把该国的某些“可人”的眼药水、创可贴放在“爆买”的购物清单上。当然,这事还要分两面看,在让我国医药产业如芒背在刺同时,也要让其成为推动医药产业创新升级的“反推力”。
推动医药产业创新升级,本次国务院常务会议也部署了多项举措。包括瞄准群众急需,加强研发创新;健全安全性评价和产品溯源体系;结合医疗、医保、医药联动改革,加快临床急需药物和医疗器械产品审评审批;建设遍及城乡的现代医药流通网络等具体实施方案。其中,“结合医疗、医保、医药联动改革,加快临床急需药物和医疗器械产品审评审批”,直接对应着医药产业的要素提升。通过措施的落地,它也将能解决某些病患用药的燃眉之急。 包括一些抗癌药物在内的创新药品,很大程度都需国外进口,还不被纳入到国内医保目录中。因特别的医疗需要,患者为此花费成本可谓高企。也有人为此而绕道国外,用代购等办法,来减少寻医问药的成本开销。这也是为国内医药产业提高中高端供给的一个切入点。 为更好的服务惠民,一方面,则是如国务院常务会议所制定的“结合医疗、医保、医药联动改革,加快临床急需药物和医疗器械产品审评审批”,另外一方面,在于此次会议谈到的“加强原研药、首仿药、中药、新型制剂、高端医疗器械等研发创新,加快肿瘤、糖尿病、心脑血管疾病等多发病和罕见病重大药物产业化”,以及“支持已获得专利的国产原研药和品牌仿制药开展国际注册认证。”
此种语境,也对接着本次国务院常务会议提到的“加快我国医药产业发展,对于更好满足群众医疗保健需求、推进健康中国建设、释放经济增长潜力,意义重大。”
医药产业,是前期投入巨大、后期回报绵长的一个产业领域。研制一个新药,往往要投入数以亿计的成本,所耗费时间也在数年之上。显然,光靠企业单打独斗,肯定不行。在经济新常态的时代语境下,医药产业也要抓住创新升级的牛鼻子,迎难而上。除了做好立项研发之外,更要注重人才打造和最新成果转换。同时,政府也定然会在政策上积极鼓励创新。唯有双方在要素流动和资源配置上形成战略对接,方能构成一枢一轴的态势,也才可有医药产业创新升级的“双轮驱动”。这种动力组成,是支撑起中国医药产业后发制人的关键。(吕 涯)
13. 从春节红包大战感知年俗文化变迁
2016-02-16 09:03 来源:光明网-时评频道
作者:堂吉伟德
“我就没看春晚,一直在低头抢红包,现在听大家议论春晚‘槽点’,我完全不知所以。”2月10日,西安80后牛女士有些遗憾地说,曾几何时,一家人围在电视前观看春晚是除夕夜的传统,而现在,在手机上抢发红包逐渐分散了大家的注意力。春节,已然成为“万人低头,机不离身”的节日。(《华商报》2月15日)
移动改变生活,智能冲击春节,当前的过节方式较之于过去,已然发生了极大的变化。
新的方式逐步取代了旧的方式,旧年俗已不再一成不变,变得更加丰富而多元。2016年春节,以除夕夜“全民抢红包”,让这个春节打上了自身鲜明的印记。网购年货、春运“逆向迁徙”、微信“抢红包”、家人同看老电影 透过大数据的分析,更难看出年俗在时代的变迁下,在不断的进行着形式的固化,新的年俗正在形成。
曾几何时,喝腊八粥、祭灶、守岁、拜年、祭财神、逛庙会、闹元宵等传统的过节形式,无论在仪式上还是在程序上,都已然在发生了变化。一度被人乐此不疲的放鞭炮的行为,也因为环保意识的增强,也在逐步退出历史舞台。取而代之的是,春节期间,携一家老小远离喧嚣和烦扰,让身、心、灵回归自然与宁静,已然是多数都市人过年的“新习俗”。追求心灵的更加平静和节奏的更加平稳,更注重个体的自由度和形式的多元化,已然成为过节的新时尚。
现在的年轻人,已不再为传统的人情和形式所束缚,他们显得更加开放和自由,也具有更多的选择权。不必再像文化贫瘠的时代,守在电视前集体看春晚,而可以独居一室看看书,或者邀上三五友人聊天喝茶,而方兴未艾的同学会、战友会等,又给春节增添了新的内容。除了陪家人、朋友,大多数时间都是给自己的心灵放了个假。过去基于物质和精神文化贫乏的形式设计,在当前已实现了完全性的解构,比如贴春联,或者在家中做上几桌饭菜,邀请所有的亲好友前来吃饭,或者初一只吃剩菜剩饭,正月初五倒垃圾送穷,这些或基于条件而无法实现,或者基于观念已不再坚守,过节跟平时一样已无太多的规矩与禁忌,唯有不变的是回家团聚和放松身心的主题。
如果对照春节的起源来看,不难发现春节的形式已在历史的车轮中迥然不同。有人感叹年味渐淡,过年已然没有了多少意义。很显然,那是基于思维固化、观念定势下的认知。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特征,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春节,移动互联和高度智能化下的春节,之前的很多伴奏曲已成为主题曲。大数据下,猴年春节期间(除夕到大年初五)微信红包总收发次数达321亿次,总计5.16亿人通过红包与亲朋好友分享节日欢乐,一批依托于新技术新平台的“二次元春晚”、“草根村晚”带来了新潮流。
文化部民族民间文艺发展中心主任李松认为,“对年味不足的抱怨,折射的是一种文化焦虑,是转型时期的文化纠结。”从农耕文明进入了工业文明,社会基础变了、文化生态变了,节日习俗随之变化则无可避免。因而,以新的眼光来看待和认识节日,才能用新理念服务新年俗,用新的智慧营造新的年俗。适应、接受和喜欢上新的年俗,才能让春节在与时俱进中,保持其文化内涵不变,才能让春节文化在传承中发扬光大。(堂吉伟德)
14. 实施七年,如今谁还记得“限塑令”?
2016-02-16 09:12 来源:光明网-时评频道
作者:邓海建
节假日期间是塑料袋使用的高峰期,而“限塑令”在我国实施7年多来,效果并不明显。为减少使用塑料袋产生的污染,多地提倡使用“环保袋”“菜篮子”,甚至推行“禁塑令”,试图破解塑料袋难题。(2月15日《经济日报》)
没有“七年之痒”,早就妆容惨淡。“限塑令”在中国,是个不小的尴尬。
2007年12月31日,国办印发《关于限制生产销售使用塑料购物袋的通知》。规定从次年6月1日起,禁止生产、销售、使用厚度小于0.025毫米的塑料购物袋;在所有超市、商场、集贸市场等商品零售场所实行塑料购物袋有偿使用制度。然而,没有执行,没有罚则,“限塑令”早就一纸空文。甚至在不少超市,每年仅出售塑料袋就能赚上千万元,“限塑令”沦为商机盎然的“卖塑令”。
劲风一吹,白“雪”纷飞。白色污染并不比灰霾来得温柔。有统计显示,全球每年塑料总消费量4亿吨,中国消费6000万吨以上。道理其实都已烂熟于心:比如塑料袋自然降解一般需要200年以上,完全降解需要1000年;又比如海中漂浮的塑料袋平均每年造成10
万只海龟或其他海底生物死亡;再比如折算成石油消耗,每年1万亿个塑料袋至少可以让300万辆普通轿车行驶500公里 限塑、乃至禁塑,不仅迫在眉睫,亦毫不为过。
为什么生得其时的“限塑令”命途多舛?细究起来,无非三个原因:一是塑料袋本就缺乏价格弹性,有偿还是无偿,基本都是刚需。一两毛钱的支出,在购物中是没有什么消费痛感的。二是“限塑令”缺乏配套的监管执行,最终“徒法难以自行”。仅仅有“限”,但没有“罚”,在商家与厂家试探安全后,破窗效应就成为常态。三是宣传阙如,没能从消费理念上扭转交易中的“用塑惯性”。仅有“限塑令”,而没有养成公民自律,在环保袋价格居高不下的时候,免费塑料袋或收费塑料袋横行,就不难理解了。
面对这样的情况,顶层设计也并非毫无作为。早在2013年4月,国家有关部委联合发布《关于深化限制生产销售使用塑料购物袋实施工作的通知》,鼓励有条件的地区在“限塑令”的基础上,细化要求,提高标准,探索“禁塑”可行性。从地方而言,吉林省决定自去年1月1日始,在全省范围内禁止生产销售和提供一次性不可降解塑料购物袋、塑料餐具;而今年1月1日,《江苏省循环经济促进条例》正式施行,强调不可提供不可降解塑料袋,否则罚款500至500元。
客观地说,限塑当然很难。比如英国超市实施“限塑令”了,市民甚至直接拿走推车提篮以示抗议。但纵使千难万难,该做的还是不能止步。于此而言,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比如在德国,向消费者提供塑料购物袋的商店需要缴纳回收费;又比如在韩国,100韩元购买的塑料袋,商店会原价收回这些袋子,顾客也可以拿旧袋子到商店或超市换新袋子;再比如澳大利亚联邦政府于2002年开始,就在全国零售市场宣传和推行可重复使用的环保袋 这些水磨的功夫做到位,疏与堵相结合、限与禁相协调,白色污染并非是个无解的难题。(邓海建)
15. 横扫黄金,中国大妈要的只是安全感
2016-02-16 09:12 来源:光明网-时评频道
作者:谢伟锋
春节期间,全国各地迎来一波“抢金潮”。“蹿得也太快了,大年初二来看的时候每克还不到300元,现在算上加工费,黄金饰品的价格已经快接近每克320元了。”上海一名消费者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感叹。(2月15日《第一财经日报》)
美联储主席耶伦的语焉不详,让美元即刻重挫,带来了全球资本市场大幅动荡的连锁反应。恐慌情绪下,黄金价格在底部“绝地反击”。恰逢中国农历春节期间是传统的黄金消费旺季,几个多头因素一累积,让春节国内黄金售价是1天1涨。这也让散见于民间的中国大妈们再也坐不住。她们全球扫黄金,上演了一出“王者归来”的好戏。
女性在本能上寻求的安全感,加之在家庭地位中对于财富支配的核心地位,造就了中国大妈横扫黄金时的出手阔绰。这点,和家底殷实与否,倒并没有直接关系。不过,如果把购买黄金等同于家庭理财的话,恐怕就有点唱错了中国大妈的“经”。
相比于黄金期货、纸黄金等直接黄金投资,大妈们出手购买的黄金饰品,其市场兑现的可能性微乎其微,国人对于传代的贵重物件,不到山穷水尽,并不轻易出货。算上折旧率的话,更遑论在收益上的光鲜亮丽。当然,黄金保值的世俗理念,多少还能起到点心理暗示的作用。但中国大妈终究的热情,还在于长期被压抑的消费欲望找到了释放的空间。
房子和黄金,都是高价值的商品,本身就有强烈的消费属性。如果延伸出理财和投资意愿的话,则需要放在大环境下来进行多方比较:股市的暴涨暴跌令许多国人对股票交易退避三舍,互联网理财高开低走也挤压出不少人群。相比而言,基金、理财等项目,是不错的投资方式,毕竟能够回避直接投资的高风险,可以让专业化的投资团队来替自己完成资产的保值和增值。但收益的波澜不惊,让它们很难成为中国大妈的“心头好”。
因此,除了黄金,中国大妈可选择的真不多。中国是一个高储蓄的国度,和购买黄金时
候的豪气干云相比,大妈们在生活开支上面,多是省吃俭用。这其实是正常的消费欲望被强烈压制的景象。在子女教育、健康医疗和住房等诸多领域普遍存在的焦虑感,让大妈们的闲钱主动流向可保值可变现的消费品上,既能以防万一,又可备不时之需,借此完成安全感的回归。如此现象级的消费,更凸显中高端市场供给的不足和提醒。不管对于民生工程,还是理财项目,恐怕皆是如此。(谢伟锋)
16. 期待常萍式特聘成为重教学的起点
2016-02-16 09:16 来源:光明网-时评频道
作者:龙敏飞
2016年1月7日,河南大学内一场特殊的聘任仪式引发社会关注。退休3个月后,教师常萍被学校返聘为副教授,继续为本科生授课。在此前32年的教学生涯中,常萍的职称一直都只是讲师,河南大学也从未为某一位教授单独举办过聘任仪式。上过常萍古代文学课的学生大多会被她震撼:知识渊博、语言精彩且诗意,而她授课时的激情澎湃,专注投入更是鲜有老师可比。(2月15日《北京青年报》)
上过大学的人都知道,自己的老师很忙,但肯定不是跟学生忙,也不是准备教案忙,而是写论文忙,写专著忙。因为老师很忙,所以一些老师上课的质量,的确不敢恭维。
如此现实,置于“重科研、轻教学”的现实语境下,似乎又在情理之中。人皆有趋利避害性,什么行为对自己最有利,什么决策对自己未来最好,那么其便会倾向于做出什么选择。当忙于写论文的预期成效高于忙于上好课的预期成效时,一些老师不再重视教学便不足为奇。
大环境如此,“口碑教授”常萍的出现,的确是一个另类,但也是一个传奇。比如,在学生眼中,她很有本事,讲李白,仿佛她就是李白,激情万丈、潇洒狂放;讲王维,仿佛她就是王维,宁静淡远、通透旷达 虽然讲课很好,但她却有点“特立独行”的味道,从不出书、不写论文、不申报职称,甚至“两拒《百家讲坛》邀请”。
一边是“常萍语录”因精彩无比流传于网络,另一边则是她教学32年仍然是讲师,才学与职称极不搭配的背后,正是对我国职称制度的一种反讽。
如今,在“口碑教授”常萍退休3个月之后,河南大学返聘其为副教授,继续为本科生授课,这是一次“迟来的认可”,也是对当前职称制度的一种个案改革。
与常萍情况有些类似的是,四川大学历史文化讲师周鼎,2014年12月,他在网上发表了一篇广为流传的《自白书》,其中写道,“一个相信讲好一门课比写好一篇论文更重要的人,今夜死去了。”与常萍相比,周鼎的确没那么幸运,也没有迎来迟到的加冕仪式,但这背后所呈现的问题,却是完全一致的。
对于此次“常萍式特聘”,除了需要鲜花与掌声,还需要反思与制度回应。无论是专家学者的建言,还是坊间的说法,都指出一点,重科研情教学的现象必须改变,在评定职称时,不能光看论文和著作,还要看教学水平和成就。
尽管一些高校已经有自觉的改进,评出“教学型副教授”“教学型教授”,但这样的改革终究只是“星星之火”,没能形成“燎原之势”。若想从根子上改变人们的观念,还需要教育主管部门进行更加深入的改革。
大学,终究应该是一个供大学生学习的地方,而不是其它。期待此次的“常萍式特聘”,能够成为教育界、高校界“重教学”的起点,让更多专注于教学的老师,能获得与他们付出同等的尊严。只有在制度上进行回应,这一切才会变得更加可期。(龙敏飞)
17. 正视“过完春节就离婚”背后的文化冲突
2016-02-16 09:16 来源:光明网-时评频道
作者:王传涛
来自重庆各区县婚姻登记窗口的统计数据显示,截至14日下午5点,全市共有4788
对情侣携手走进婚姻的殿堂,有549对夫妻离婚。分析认为,许多夫妻平时因为工作忙碌,缺乏有效的沟通,很多的不满、怨气无形中被悄悄搁置、压抑、积淀下来,春节长假里共同相处的时间长了,恰恰增加了因日常琐事引发矛盾的可能性。(2月15日上游新闻)
情人节,现在已然变成了“离婚节”。节后上班第一天,想必民政局工作人员早就预想到了结婚人数众多,应该远远不会想到“过完春节就离婚”的人也这么多。至于原因,笔者认为除了新闻中所提到的“平时工作忙碌缺少沟通”的原因外,恐怕还必须要正视在春节期间的文化冲突。
春节,本来是一场团团圆圆的幸福大联欢。可是,家家户户,都可谓如鱼饮水、冷暖自知。“上海女孩跟男友回农村老家过年,见第一顿饭后想分手”一事,在整个春节期间被热议,这已经充分说明,在春节期间谈婚恋、谈农村的衰败、谈农村风俗的落后,是比吐槽春晚更流行的事。更说明,多少家庭奔波数日回到的那个老家和故乡,很有可能就是一个个家庭矛盾的激发之地。节后上班第一天这超高的离婚率就已经说明,有些家庭就因为春节期间的各种矛盾而破裂了。
婚姻当然是自由的,我们没有必要也没有理由告诉那些离婚者,家庭和睦是多么重要,在矛盾激化前保持理性不要冲动是多么重要。虽然我们在理念上、在生活中要本着“劝合不劝分”的原则,但任谁也不能否定的是,我国的离婚率近几年都会增长10%左右。而且,离婚绝非是面对不幸,而可能是奔向更值得追求和向往的幸福。不谈论婚姻如何保鲜,也不谈论婚姻如何经营,笔者也从来不生产并输出心灵鸡汤,而只谈论春节期间的种种冲突。 回老家过年,我们都要面临这样那样在习惯上、观念上的各种不适应。尤其是对于跟着丈夫或男票回老家过年的儿媳或准儿媳来说,就可能会出现更多的冲突。在生活上,至少要面临如厕难、洗澡难、没有WIFI甚至没有手机信号、语言不通、饭菜不适应等问题。在农村,许多“城会玩”的媳妇甚至还要为男士们准备酒菜,更痛苦的还可能是得不到应有的尊重。这样的情况下,婆媳之间出现点误会,恐怕这个年就不会过痛快。当然了,这也只是一种情况,把父母接到城市里来,同样也会面临许多这样那样的问题。
春节,就是讲究大团圆。可是,看上去的大团圆背后,必然是更多个体汇集成为一个整体,个性必然会在此期间受到压制。在女权主义崛起、权利意识和地位意识都已经觉醒的时代里,过多的迷恋大团圆、大聚会,往往会出现更多的问题。因此,在某种程度上,我是同意“春节是一种陋习”的说法的。
春节当然要团圆,春节当然要以孝为先,春节当然需要走亲访友——这是一种信仰,是全民族的信仰,但在程序上、形式上,我们能否以更加简化的方式来完成对春节里的各种仪式和流程,并在尽可能简化的流程中产生更多的包容与谅解,仍然需要所有热热闹闹过大年的家庭共同思考。如其不然,“过完春节就离婚”的命运就有可能降临至我们熟知的家庭里。(王传涛)
18. 严管药品审批让“伪药品”脱“马甲”
2016-02-16 09:34 来源:光明网-时评频道
作者:叶祝颐
2月14日,国务院举行常务会议,一上来两个议题都与医药相关:部署推动医药产业创新升级,确定进一步扶持中医药发展措施。会议对医药领域审批改革也提出要求。简政放权的根本目的是为了老百姓。李克强总理强调,不允许在“审批”名目下搞那么多五花八门的所谓“新药”:“还不是为了涨价?!” (2月15日《第一财经日报》)
猴年第一次国务院常务会议就重点讨论医药问题,对医药领域审批改革提出简政放权要求。其积极意义自不待言。李克强总理一针见血指出,不允许在“审批”名目下搞那么多五花八门的所谓“新药”,更是点了药品审批管理无序的穴。
药企和药商将一些廉价而疗效好的药品改头换面,按“新药”重新报批,早已是医药界
“公开的秘密”。改头换面的方式五花八门,有的在不改变药品成分及含量的情况下,仅通过改变药品包装或者名称来提高价格;有的在药理作用及临床适应症没有任何改变的情况下,通过改变剂型、规格等达到提高药价的目的。有的干脆给药品改名换姓。媒体曾报道,罗红霉素有40个名字,头孢三嗪有30个名字,抗菌药氧氟沙星的名字达52个之多 还有常用感冒药快克、感康、太福、永隆的通用名都是复方氨酚烷胺胶囊,不仅药品成分相同,剂量也一模一样。花花绿绿的“一药多名”让患者无所适从。数据显示,国家食药监总局和省(市、区)每年审批的新药达一万多种。而美国药监部门每年仅受理一百多种新药。我国新药数量是美国的近百倍。是我们的药品研发能力达到了世界一流水平?还是药品换马甲太频繁?答案不言自明。
“药价虚高”、“一药多名”的问题,一直是老百姓关注的热点。国家相关部门也采取了一些监管措施。但是药企改换药品名称、规格及包装,按“新药”重新定价等违规行为并未遏制住。有药品零售业内人士直言,十多年来,国家发改委先后几十次调整药价,但是每次“限价令”颁布后,都有80%的限价药从医院、药店消失。
现实确实如此。发改委一旦宣布某些药品降价,医院、药店就减少甚至停止引进,药企减少或者停止生产降价药,导致降价药从市场上消失。而价格偏高,同种疗效的“新药”被“开发”出来,迅速上市。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原卫生部长陈竺在说明居民医药费用较重时以医保报销举例说,虽然基本医保政策范围内报销比例已达75%,但由于报销目录外用药未得到有效控制,实际报销比只有50%左右。其中有多少老药品换马甲变成医保目录之外的药品,难免让人联想。
因此,为了切实减轻患者负担,不仅国家发改委要发布限价令,相关部门也要完善监管措施,严防降价药换上新药名继续维系药价暴利。特别是食药监部门对此要承担起应有的责任,考虑从新药注册源头抓起,建立新药报批公示制。把药企上报的新药和正式注册前的新药,在媒体与互联网上公示,发动公众参与监督,严厉问责产销伪新药的药企与经销商,并奖励举报人。
除了药监部门严格为新药审批把关以外,有关部门对以前审批的各种“新药”要来一次全面清理,不能任由“伪新药”继续忽悠百姓。从药品定价来看,药品可以实行按药品成分定价,不以药名定价的办法,保证药品性价比。培养药企、药商养成不追求新药数量,追求药品的安全性与药名稳定性的风气。只有多管齐下,才能真正管住虚高药价,避免药品马甲掏空医改政策灵魂。(叶祝颐)
19. 农村老人只能“自生自灭”吗?
2016-02-16 09:42 来源:光明网-时评频道
作者:胡印斌
刚刚过去的这个春节,舆论场高度关注农村。据《财经》记者报道,在东北一些村里,一些高龄老人正在东北的火炕上忐忑地活着。准备年夜饭时,村里一位年过8旬的阿婆刚刚被骂,幺儿的媳妇掐着细腰、抱着孩子,把她“祖宗八代”骂了个遍。“老了就不中用了,也是小辈们的生活累赘”。据说,这不是个案,而是一群老人的镜像。
看惯一家老幼乐乐呵呵过年的场面,这样的晚景,实在让人感到透骨的凄凉。农村的老人,当精力、体力逐渐从身体内耗散,又靠什么延续剩下来的漫长岁月?难道,已然成为“累赘”的他(她)们,只能自生自灭?
老有所养是个大问题。城里的老头老太情况似乎稍稍好一些,或多或少,他(她)们都有养老金,有些呢还有一些可以食租的房产什么的,所以他(她)们的幸福与否基本上与生存无关,更多集中在精神层面,比如孤独、寂寞什么的。而乡下翁妪的实际情形,则要坚硬得多。他(她)们首当其冲要面临的,是生存的问题。
年轻力壮时,一切尚可以自力自为。或者存有一些积蓄,还可以维持最低限度的生存需
要。而一旦干不动了,又没有积累,则生活立马陷入困顿。子女孝顺一些,且各自小家经济状况稍好,老人们还可以有一个稍稍过得去的晚年,可以在冬日的墙根下,晒晒太阳,颐养天年。不然,则真的是走投无路了。
问题是,在中国农村进入现代化转型的过程中,老一代农民以微薄的收入很难支付高昂的成本,漫说留下积蓄,很多时候,即便透支未来,也异常艰难。家家户户都是一本难念的经,作为已然失去劳动力的老人,似乎很难摆脱生存链条上最容易被忽略的一环。
依靠社会保障吗?每个月几十块钱的低保,不可能安顿老人的日常生活。“低水平、广覆盖”的低保设计初衷,也不可能让农村老人过上体面的生活。何况,即便是这么一点钱,在很多农村都掌握在子女手中。入住养老院吗?先是很多村庄并没有养老院,即便有,子女双全的老人也进不去。
剩下来的出路,似乎只有寄希望于儿女赡养了。现实中,像前述东北那样的强势儿媳可能只是少数,但儿女赡养的不足恃、不可预期,却是一种常态。中国农村老人“老无所养”的冰冷现实,很难经由这样的路径得以改观。
很多农村老人羡慕城里老人的“有保障”,生活无虞之外,还可以跳跳广场舞什么的。为什么同样是老年人,城里的人有退休金,而农村老人只能干熬?
其实,类似的疑问早已有之。需要反思的是,为何我们不能给予农村老人以普遍的国民待遇?据披露,中国的养老制度设计主要是用于城镇居民的,总体水平不高的社保支出,占总人口30%的城镇居民就消耗了89%,而占70%的农民只能分配到11%。
“老有所养”,应该是面对全体老人,不应该区分城市农村。此前有媒体报道老年农民工的悲哀,城市只需要壮年农民的劳动力,而鲜少考虑这部分人老了以后的境况。这样的政策取向显然应该改一改了。每个人都会老去,每一个农村老人都是享有权利的国民,不能听任他(她)们在生命的暮年苦苦捱日头,自生自灭。(胡印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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