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提高行政效率的途径 开题报告

时间:2026-01-14

一、研究背景、概况及意义

现阶段我国正处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整个社会处于转轨和变革阶段。特别是十七届二中全会以来,“大部制”改革的探索,对提高行政效率提出了新的要求。在此背景下,新旧体制、新旧观念、新旧意识、新旧工作方式和程序之间的矛盾大量涌现,这就特别需要一个与之相适应的政府通过高效的行政管理工作来把握全局、协调关系、及时解决问题,制订和引导事物的发展方向,积极有效地推进各项改革的顺利进行,使经济和社会和谐发展。

效率(efficiency)一词,最早出现在拉丁文中,属于哲学上常用的术语,通常是指“有效的因素”。行政效率指的是国家行政机关及其行政人员从事行政管理活动的产出同所消耗的人力、物力、财力等要素之间的比率关系,即行政活动的产出与投入之间的比率,既是行政管理学的核心问题,也是行政管理学的出发点和归宿。行政效率的高低是衡量行政管理活动是否科学的重要标准。不断提高行政管理效率,是行政学的宗旨之一,也是各国政府始终追求的目标。通常人们将行政效率的内容大致分为高层决策层、中间管理层、执行层三个层次。

基于社会背景行政效率是政府管理的有效性问题,它既是行政管理的目标,也是衡量政府职能的尺度,在行政管理活动中占据极其重要的地位。长久以来,从行政学开始创立起就针对如何提高行政效率进行过不断的探索。如何提高政府及行政组织的行政效率就成为我国行政管理活动的核心内容和目标。对行政效率理论的研究起源于西方,从早期管理学家埃默森对效率潜能问题的初步探索,到后来的著名研究学者莫里斯·库克、威尔逊、古德诺、泰勒、法约尔、韦伯、西蒙等人对行政效率的深入探讨,西方对行政效率进行了较为系统的研究。埃默森是早期研究行政效率的大师。他于1908年出版的《效率——生产和工资的基础》一书中提出了提高效率的基本原则,认为只有“适当的人在适当的时间和适当的地点以适当的方式去做适当的事情”时,才会产生效率。此外,还有华莱士·克拉克和莫里斯·库克等人。华莱士·克拉克把美国科学管理运动的效率观念传播到世界,莫里斯·库克则把效率概念应用到工业以外的领域。

我国对行政效率的研究真正始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特别是1982年国家机构改革和恢复行政学以来,随着研究的深入,呈现出一批具有学术价值的论文。樊秦的《我国政府行政效率问题研究》(燕山大学2008年硕士学位论文)一文对行政效率研究的意义和现实环境进行讨论分析,借助于已有的国内外研究现状,勾勒出全文的主旨与框架;郭宝平的《对提高行政效率的两点新思考》(《唯实》杂志1998年第5期)一文立足于我国行政管理所面临市场化和法制化的新形势,结合依法行政的进程,对在过渡体制下如何提高行政效率,提出两点思考:一是从行政管理手段方面探索提高行政效率的新途径;二是从行政相对人方面探索提高行政效率的新机制;常桂祥的《简论提高行政效率的途径》(《山东省青年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1年第3期)一文从提高行政人员的素质、优化行政组织、做到依法行政、加强行政监督、强化行政协调、建立科学的行政授权机制等方面提出了提高行政效率的途径;邹庆勇的《论我国行政效率低下的原因及其解决对策》(《科技信息》2007年第17期)通过我国行政效率低下的表现,分析我国行政效率低下的原因,提出了提高我国行政效率的具体对策。滕昊的《论新形势下提高政府行政效率的途径》(《商业文化》2010年第11期)一文不局限于对行政效率的理论阐述,而是结合结合当前实际,通过分析当前我国地方政府行政效率的现状,重点指出我国政府行政效率的状况及原因,明确行政效率评价的标准,着重提出推进行政改革、提高我国地方政府行政效率的基本途径;张英剑《提高行政效率的有效途径》(《江西社会科学》2002年第4期)一文提出提高行政效率的根本途径和方法是加快机构改革步伐,加快推行公务员制度的步伐,加强行政职业道德建设,加强社会监督、提高行政透明度,建立科学、民主的行政决策体系。

行政管理工作中效率观念的建立,以其鲜明的时代特征,愈来愈引起人们的高度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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