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来源于唐德刚1991年在香港出版的文集《中国之惑》,仅供个人阅读研究使用,切勿将该电子书用于任何营利性及非法活动,否则后果自负。

中国知识分子的通性与统治者的控制手段

——三论毛泽东的知识分子政策

唐德刚

“志气”和“前途”

什么是中国知识分子的通性呢？

中国知识分子最高贵的品格就是有“志气”。两千多年前孔老二就教他的学生有志气。毛主席也称赞那些不用功而好捣乱的学生，说他们比王海蓉有志气。

孔门的志气是“学优则仕”。仕的目的不是升官发财而是“治国平天下”。用一句当代的术语来说，读书的目的就是搞革命，为国家求独立，为阶级求解放。“治国平天下”这一口号，虽是孔党的宣传部长曾参提出的，但是它对申、韩、杨、墨、老、庄诸家，乃至今日的国、共、青年、社会、民盟、乡建 诸党也完全适用。诸子百家和左右各党的“主义”虽大相径庭，但他们教育党员的“志气”却完全一样。因而两千年来这一观念“潜移默化”（internalization）的结果便凝结成中国知识分子个个都有的“志气”。古人说的好，“士各有志”。“粪土当年万户侯”的青年毛泽东，其志也，不在小。立志要拆奉化城，十几岁的蒋志清，其雄心亦有可观者焉。

其他壮士、烈士、勇士、名士、寒士、学士、博士、哲士、研士 等，其志虽不如毛泽东之雄伟，然亦各怀大志。不用说那些名见“春秋杂志”和“传记文学”的志士仁人，个个都志得意满，就是那些名不见经传的酸士、寒士至少也可以“赍志以殁”。

总之一个“分子”一旦有了“知识”，他就要“力争上游”“不甘雌伏”，就要“拼命向上爬”。大爬，就要爬上天安门，以满足“澄清天下之志”；小爬，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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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爬上汽车驾驶台，看出个“光明前途”。如果插队落户，毫无“前途”，那还是什么知识分子呢？

这种“拼命向上爬”之心，我国人一般叫做“进取心”。西方心理学家干脆把它叫作“侵略性”（aggressiveness）。这种侵略性如发之于刚强正直慷慨悲歌之士，那他就很可能为民族存亡，阶级翻身，或信仰主义之实现而杀身成仁，舍生取义。“董孤笔”“常山舌”等等血淋淋的故事，就是这一方面的写照。同样的侵略性如发之于玲珑乖巧之士，那他就可能为着位尊多金而“头悬梁”“椎刺股”，甚或“嗜痂”“舔痣”地不顾一切地去四处钻营。总之不论是好是坏，这一侵略性非发泄不可，失去了发泄对象，便要发生心理学家所说的“侵略性的移植”（transplantation of aggressiveness）的种种毛病来。小则移植为打老婆甩罐子发神经，或冒鲨鱼吞噬之险泅水逃港。大则搞阴谋闹造反——替毛主席造反，或造毛主席的反。这种毛病事实上不是“国民党留下来的知识分子”所专有，共产党在解放后所培养出来的小一辈的“老佛爷”和“蒯司令”们不也都深深地感染着这种毛病吗？

治人和被治

中国知识分子还有一种通性便是他们的中间性。因为他们的老祖宗原是“中间阶级”出身，他们克绍箕裘，也成为中间性人物。什么是中间性呢？那就是身居中间，对上受命，对下施令。如果一个知识分子，“既不能令，又不受命”，那他就是个“绝物”。做绝物不但上下失据，同时也左右失和。

换言之，中国知识分子是习于治人或被治，他们不能自治。如果硬搞个洋框框来举手投票，那大家都要做齐天大圣。我志不遂，则勾心斗角，成功在我，失败由你，结果天倒大家灭，同归于尽。上海以前有个“三友实业社”，据说该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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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是一友管事，二友捣鬼，三友消极。我国国粹之一的麻将的玩法也是一人坐庄三人捣乱。搓麻将是中国知识分子最欢喜的游戏，也最能代表知识分子的社会行为。

所以中国知识分子想要工作有成效，一定要“打扫庙宇，请进真神，老帅复位，小兵回营”。我们的蒋总统毛主席这两位“老帅”，都是在这种知识分子传统之下应运而生的伟大领袖。没有他两位老人家分别坐庄，过去五十年我们中国知识分子这场麻将也打不下去。

须知赌场有赌场的规矩，所谓“赌奸，赌滑，不赌赖”。但是今日这两个赌场上的赌徒显然都是下海不久的新手。两家都是奸滑不足，而耍赖有余的。

看倌，你说这种共产党失去原则的内部斗争是他们第二代党魁们所犯的幼稚病吗？不是的！这是你我中国知识分子的通病！与党何有！

骗人和受骗

不过中国的知识分子本质上毕竟是优秀的。他们有旺盛的求知欲非番鬼佬所能及。洋人好动易发体育狂，华人好静易发求知热。据说有千万人口的纽约市，英文日报不过数家。而人口不及该市百分之一的唐人街，中文日报却在十家以上。原因是来自礼义之邦的唐人，性好读书。三考出身的知识分子便循序而读其书；无钱赶考的，则进自修大学。个性严肃的则啃经典著作，毛泽东思想。潇洒不羁的则读点警匪格斗和桃色故事。不过不管读品之优劣，总归是“开卷有益”。日积月累，知识增加了，眼界开阔了，大家都可做做报屁股理论家，茶余酒后月旦点人物，评论点国事。

这种知识的累积，亦为知识分子所专有。非知识分子则因缺少累积工具，不易累积。累积不了自然就变成“愚夫愚妇”了。既然“愚”，就要受骗。我国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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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胼手胝足的“愚夫愚妇”往往就被“聪明的”读书人、地主、和尚、道士一骗几辈子，不得翻身。

严格说起来“知识”这个东西本来就是骗人的。“知识”里“真理”之多寡就以它骗人之多少，和骗人时间之久暂来决定。牛顿在他底“知识”里找到了“万有引力”，一下就骗人骗了两百多年，现在已渐渐骗不了了。爱因斯坦一辈的物理学家也找到“宇宙守恒”这一真理，不幸碰到了我们庚款留美的杨振宁李政道，因而也就骗不了人了。

所以知识分子最会自骗，骗人，和受骗。有的大知识分子忽然在他底知识里找到了“真理”，他不但赴汤蹈火以求其“真理”之实现。还要治病救人地来骗小知识分子。而小知识分子则因知识累积的程度不够，往往亦心甘意愿去受骗而不自觉。

孔老二和耶稣都是最大的骗子，他们能一骗两千年而不被人揭穿。康有为梁启超则是两个小骗子，也能骗人数十年。一代天才的胡适之毛泽东年轻时都被他们骗得耳目昏眩。梁启超在自骗、骗人之外虽然也经常受骗，但是梁氏毕竟是聪明人，清醒得快，他说“今日之我与昨日之我挑战”，就是他“昨日”受骗了而胡思乱想，一夜之间，知识又累积若干，所以“今日”的梁启超就要对“昨日”的梁骗子“挑战”了。

一般凡夫俗子，反应不能如梁氏之快，但大致说来“今日之我与十年前之我挑战”，则是很正常很普通的。所以知识分子本质上虽有贤愚之别，反应上有快慢之异，而他们对外来事物之侵袭而引起思想上之自我挑战则是彼此一致的。这种思想上的自我挑战，换言之便是知识分子在意识形态上的判断能力。而这一判断能力且随时与他底知识累积相配合而不断开展。因而一个知识分子日益开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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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断能力如不被他别有企图的私心所淹没。则其判断能力便不会被其所隶属的阶级成份所局限而丧失其独立性。有独立性的判断能力是最公正客观的。共产党最欢喜说“人民眼睛是雪亮的”！雪亮者何？就是人民有其独立，公正客观的判断能力。因而一般颠倒是非，不分黑白的政治宣传和党八股是不容易骗人的。

林肯说得好，“你可以骗全体人民于一时，骗部分人民于永远，但你不能永远欺骗全体人民。”事实上林肯这位中产阶级的总统这一番话也就说给一般中产阶级的知识分子听的。任何政治宣传和说教不管你搞的思想是孔老二、马老大、列老二、孙老二、蒋老二或毛老大或是他们徒子徒孙的签证注疏，搞久了，纵是最浅薄的知识分子也会要客观地、公正地、独立的判断一下。是非黑白人民会有雪亮眼睛来辨认的。如果一个统治者，自以为控制了所有教育和宣传工具，他便可变非为是，变黑为白来对受过相当教育的人民填鸭子，那就愚不可及了。

“雪夜关门读禁书”是知识分子最大的乐趣。试问当今大陆自毛主席而下的领导人，哪一个不是读“禁书”长大的？一个“分子”如有了“知识”，他底知识就会不断地累积。他底知识有了累积，你还要强迫他只知其一，不知其二，来继续骗他，那就很难了。毛主席很欣赏鲁迅先生的话：“你如不读书，人家会骗你。”换言之，你如读了书，人家就骗不了你了。

所以知识分子最难搞的地方就是“宁我骗人，毋人骗我”。你如骗不了他，那他就要和你搞“轮流坐庄”，事情就麻烦了。所以我国历代统治者的知识分子政策都围绕着两个问题在打转。第一，知识分子非有不可！刘邦知道，他的“天下”虽然是马上得来，却不能马上治之。毛泽东也知道“中国这个知识分子吃得开，不是说过他们是我们民族的财富吗？的确是，你哪一样都缺不了他。”（见毛主席一九五七年十月十三日“在最高国务会议上讲话”）所以知识分子不但要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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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要加意培养。第二，有了知识分子，要怎样保证他们不闹事，并规规矩矩的做“人主”的奴才。

在这两大问题上，我国历朝的明君贤相真不知伤过多少脑筋。为学习“两条腿走路”和“古为今用”，不妨把老祖宗的知识分子政策也拿来解剖一下，看今日有无借鉴之处。

秦始皇和英特里梗崔

秦始皇对付知识分子的方法最干脆。他底天下是马上得之，干部治之。“民以吏为师”就是干部训练干部。“吏”（干部）之外，不许读书。已读过书的不许再读书，藏书要烧尽，“挟书”要杀头。那些书已读到无可救药程度的高知，则一概活埋。

毛泽东吹牛说他“超过秦始皇一百倍”。“秦始皇算什么？”毛主席说，“他只坑了四百六十个儒，我们坑了四万六千个儒”（见毛主席“在八大二次会议上的讲话”，一九五八年五月八日）这句话该打屁股。一个共产党的主席想不到却上了一个保皇党宣传的当。

你真以为秦始皇所坑的全是“儒”吗？“坑儒”之言是后世儒党宣传部在自己脸上贴金，把当时被活埋的全部受难者都说成“本党先烈”。秦制“诸子百家，各立博士”。本来是蔡元培作风兼容并包的。孰知这位大独裁者忽然翻脸不认人，一下把这批博士爷全部给“坑”掉了。

卢梭说“暴君之前，人人平等”（before a despot all are equal）你以为他只坑“儒”而不坑“法”不坑“老”（汉以前无“道家”之名），那岂怪孔家店伙计们吹牛说在反霸权战线上他们是“踏着先烈的血迹前进呢！”事实上，秦始皇当时所坑的是秦帝国全部“高知”。零星杀的不算，集体活埋的就有四百六十个之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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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当时中国人口约合今日五十分之一来计算，则今日的毛主席要一举活埋两万三千个高知才能和秦始皇比个高下。毛公如真有嬴政的残忍或魄力，那今日大陆上还有什么“人民政协”吗？不要说沈雁冰、华罗庚等早就要见上帝，章士钊、郭沫若也早就死于非命了。

毛主席还是宽厚的胆小的。他所吹牛的“四万六千个儒”不过是四万六千只苍蝇而已。文革以前，毛氏对“包下来”的“英特莱克区”（知识分子）还算是礼贤下士的。

秦始皇之诛灭秦帝国内的全部“英特里梗崔”也是他自取灭亡之道的主因。嬴政在历史上算老几？他底伟大不在他“代表地主阶级的利益”。他底伟大处是他是个伟大的工程师。他制造了一部万吨的“国家机器”，并能纯熟操纵之。他的缺点是他忽略了使这部机器转动的能源供应，和技工调配。没有能源没有技工，他这部大机器就成为淮海战役中国民党的坦克，完全失效了。

出将入相五十余年的宋朝大知识分子文彦博对他的主子说，“陛下非与百姓共治天下也；陛下与士大夫共治天下。”换言之，士大夫是陛下机器里的燃料，是帮助陛下操纵机器的技工，没有士大夫，纵是秦始皇也搞不下去。真的，秦始皇把整个英特里梗崔毁灭了，到他儿子时代，“共治”无人。可怜的二世就被一两个“指鹿为马”的宦官搞垮了。

汉武帝的三原则

汉朝的统治者比秦王朝的主人高明些。他们能稳坐江山四百年，奠定了汉民族在东亚独尊的基础。

汉皇朝的伟大是他承继了秦朝这部大机器，而同时也解决了能源和技工的问题。刘邦是明君，萧曹是贤相，他们知道秦始皇这部大机器是万能的。汉承秦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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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初，刘邦尽废秦法，但终高祖之世挟书之禁未解，读书藏书还是要杀头的。刘邦也痛恨高知，他甚至混账到拿博士公的方帽子来解小便。

可是到文景以后，天下承平，情形就不同了。汉武帝知道运用他这部大机器就非重用高知不可。但他也知道知识分子不好搞，统治他们之道还是由他们自己作茧自缚。这样才由公孙弘董仲舒等搞出一套“罢黜百家，独崇儒术”来。儒术不够，再找出个桑弘羊来“重农抑商”，根据知识分子的通性，把汉帝国的英特里梗崔管制得服服帖帖，心甘意愿地做人主的奴才。

要言之，汉武帝的知识分子政策的制订，共有三大原则。第一，限制人数。英特里梗崔人数不能超过全国人口的百分之五十。中央的“五经博士”总共不到五十人。这一原则，历代相沿到民国三十八年还是如此。

第二，限制出路。知识分子只能入朝为宦，在乡为绅。为宦的可以食禄万钟。显亲扬名。为绅的自有贫下中农奉养。好歹你人数无多，农民是养得起你的。子孙读不起书了，那你就下放，插队落户，做士农工商四级社会里的二等公民。这两个“正途出身”你不搞，却要求利于市，那就别怪党和政府对不起你了。做生意的人就要做“四民之末”，不许穿丝绸，不许买车驾，在社会上也不能抬头，有钱啥用场？你说你是资本家，赚钱本身就是目的，管啥衣丝乘车？但你也跳不出如来佛的手掌。政府自有反“托拉斯”法，凡是你可搞独占和垄断的商品——什么盐呀，铁呀，烧酒呀早都国家化了。囤积涨价俱干法令，重商主义还搞得了？搞不了重商主义，还能进一步做资本家吗？生为知识分子，知识累积了，侵略性要发泄，还是“正途”出身的好！

第三，限制思想。不过汉武帝的“限制思想”可比蒋总裁、毛主席大方多了。他搞的是“独崇儒术”。崇也者，有名有利之谓也。你要名要利则不妨游太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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拜名师，尊素王。如果你不重名利，为学问而学问，你尽可搞你自己的。在“独崇儒术”的政策之下，不用说汉家四百年的“思想”学说被儒党的“文革派”（今文家）控制了，但是他们的控制并没有妨害汉族文明的发展。搞儒家修正主义的马融、郑玄、和名震古今的唯物主义大师王充不都是东汉帝国的高知吗？那时“打着红旗反红旗”的司徒王允就明目张胆要反“刘彻思想”主张屠杀高知。他说“武帝不杀马迁，使谤书流行天下”。事实上汉武帝的伟大就是虽然他限制思想，但绝不扼杀文化。像《史记》这样一部千古奇书就是在这一位“略输文采”的皇帝治下写出的。试问有同样性质的书今日能在台湾或大陆出版吗？固然司马迁曾受宫刑，那是他搞政治搞出来的。在他被割掉之后，发愤著书之时，他是未受到特务骚扰的。

大汉帝国是有高度的学术自由的。那些正途出身的达官显宦，搞孔老二搞腻了，也可以搞点其他性质的业余研究；正途而出不了身的老员外老夫子哥儿公子们，饭有得吃，时间有的是，也可搞点子所不语的消遣，搞精了，也行行出状元，诸子百家因而都有了传人。漪欤盛哉！十五世纪前的汉族文化，允为世界之冠。又岂是偶然得来的？

唐太宗是很科学的

那赚得知识分子尽白头的唐太宗，本是最自私的。但是他底办法却合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行为科学的原则。

汉武帝的那一套未尽善，到东汉末年就搞不下去了，统治者改用“九品中正”法。文革以后，大陆上的高等教育的改革，便是采用九品中正法。六朝时的流弊是“上品无寒门，下品无贵族”。中共则是“上品无地富，下品无工农”。

“品”的办法是最难公正的，因为它没有尺度，很难搞出个制度来。没有“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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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则要靠“人事”，靠“人事”，则给人以“钻营”的机会。搞钻营则名利市场就变成货币市场。在货币市场中，劣币总是驱逐良币。在名利市场中，则坏人就要挤掉好人。不然，你就得有个公平合理，自由竞争的制度。唐太宗在这方面的贡献便是革除六朝时留下来的“坏人挤掉好人”的保举制而代之以不讲人事关系的，公平合理的考试制度。他这一制度是符合汉武帝的原则，他对知识分子的通性有周到的照顾。

唐代的“明经”和“进士”，在明清两代，得到更进一步的发展，成为“八股取士”。

“八股”这一名词在今日简直是万恶之源，其实作“八股文”却是一种最科学的智力测验（IQ Test）。八股文是最合乎逻辑的东西。一个应试的士子如对最基本的国家教科书未读熟，自己的思路又无条理，那他底八股文最多只能做四五股。不是“大比”不当，就是 “小比”不清，下笔千言，离题万里，起承转合无法贯串，斯之谓“不通”。不通的知识分子，不用说治国平天下办不到，做个公社的干部也很难。

各位看倌，你读了在下这一篇王娘裹脚，你就知道在科举时代不才连个小秀才也混不到。同样地，您去看看那《人民日报》，《光明日报》，乃至贴在墙上的“大字报”，你就知道他们的“党七股”作家，最多也只能考个秀才。他们如果想像朱屠户的女婿范进来“发”一下，中个举，是做不到的。如此说来，则引人“拼命向上爬”的共产党的变相科举制，实远不如满清大皇帝的“八股取士”，我们该也替“八股文”喊喊冤，翻翻案了罢？“八股文”不是坏东西，“党七股”才误人子弟呢！

总之唐太宗这一发明，不但在中国千年未废，它还于十七世纪传到西欧，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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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北美，现在还在沿用。吃尽科举苦头的洪秀全，一旦做了天王，也开科取士，还点了个女状元。不会作八股文的孙中山，也很向往科举，并列为他的“五权宪法”中的五权之一。老实说，在国民党执政的数十年中，唯一可以差强人意的政教设施，还是它底各级考试制度。试看今日蜚声国际的中国高知杨振宁、李政道、吴健雄、何炳棣、乔冠华、钱学森等等哪一个不是在国民党治下一举成名的。再者近千年来我国历朝的名儒硕彦，有几个不是“科甲出身”？只有毛主席微时专好斗鸡走狗，调皮捣蛋，考试不及格，所以最痛恨考试。他要摒弃相当科学的唐代的科举制，而回头搞六朝的“九品中正”的保举制，在制度上说（这儿笔者强调“制度”二字）就是开倒车了！

考试制度的优点，是它符合中国知识分子的通性，同时也确能替统治者——在汉武帝的三个原则之下——发掘一批“共治”的人才。如此则知识分子之间的竞争也就不必相互扣帽子，耍赖皮，搞“三青团作风”或“文革派”的夺权。“一命二运三风水，四积阴功五读书。”大家来个鲁迅先生所说的“费耶泼莱”（fair play），上而射，下而饮。其争也君子，天下就太平了。

“伊立特”何以形成？

可是斗志昂扬，写大字报的血性知青，读拙文至此，可能就大不以为然了。他们可能说，今世何世，你还在搞那一套知识分子自私自利的问题。知识分子应作阶级的战士，何能自我特殊化？

其实知识分子的问题关键便在此。如果知识分子的总数永远只占全国人口的百分之十五，则知识分子便永远是个特殊阶级，物以稀为贵，理固然也。全世界任何社会中的特殊阶级（“伊立特”elite）都是该社会中“少数的”有钱有势或有智的分子所构成。这种少数的特殊分子，社会如允许它存在，它就必然要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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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上层特权阶级。我国的知识分子所构成的这个阶级已有两千年以上的历史。在社会学家看来，不论是个体行为结合成集体行为、或集体行为概括了个体行为，这一“伊立特”之出现都是必然的。个体心理之善恶是无关宏旨的。如果知识分子总数占全国人口百分之六十到八十甚或八十以上，则原始性的农业社会（像我国传统的农业社会）就不能负荷这样大的“英特里梗崔”。事实任何原始性的农业社会里——如古代的中国、日本、帝俄，中古欧洲，和今日在发展中的第三世界各国——知识分子都不会超过总人口百分之二十。知识分子人数比率之增加是随农业社会走向工商业社会和都市化的经济发展中逐渐形成的。因而知识分子在意识形态上是和城市小资产阶级（petty bourgeoisie）分不开的。一切“上层建筑”也是两者所共有。所以在工业革命后的西方社会里，“知识分子”不构成一种特殊的社会问题。字汇里也没有“英特里梗崔”这个名词。

在俄国和中国可就不同了。中俄两国知识分子，在全人口比率上之激剧上升，不是社会经济发展“逐渐形成”的，而是两国政府和共产党着意普及教育的结果。工商业和都市化的经济发展却远远地落后在它后面。知识分子和社会经济的上升，因而脱了节。

在俄国因而就产生了一个没有都市小资产阶级的社会经济基础，而却有都市小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和与之俱来的一切“上层建筑”的英特里梗崔。在相同的情况下，中国也产生了基本上是都市小资产阶级，但却缺少都市小资产阶级社会经济基础的中国知识阶级来。这个中国知识阶级不但显示出它牢不可破的资产阶级意识形态，那与之俱来的一切都市小资产阶级的“上层建筑”也表露无疑！

毛泽东在他自己的“思想”上，这一点他就一直未搞通。文革后期，毛氏对来访的外宾说：“本来想在知识分子中培养一些接班人，现在看来很不理想。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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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看来，知识分子，包括仍在学校里受教育的青年知识分子，从党内到党外，世界观基本上还是资产阶级的。”

何以如此呢？毛氏解释说，“因为解放十几年来，文化教育界修正主义把持了，所以资产阶级的思想溶化在他们的血液中。”所以搞文化大革命，斗走资当权派，只是“任务”而不是“目的”。文革的目的“是解决世界观问题，挖掉修正主义根子的问题。”（见毛主席：“对阿尔巴尼亚军事代表团的讲话”一九六七年五月一日）

这一点，显然是他把“毛泽东思想”未搞通，而错怪了好人。毛公不知道在人类历史演进的现阶段，知识分子的世界观就是都市小资产阶级的世界观，这与办学的人无关。同时，共产党本身——由于自列宁以后都市小资产阶级出身的一系列高级党人下意识的推动——早已接受无数都市小资产阶级的“上层建筑”而不自觉。毛氏本身也做了无数的“余实为之，反而求之，不得我心”的矛盾来，变成他自己“思想”上的不解之结。

原刊《明报月刊》一九七六年十二月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