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政治思想史 可能考的名词解释
发布时间:2024-08-29
发布时间:2024-08-29
中国政治思想史 名词解释
1、天命不常:所谓天命即是上天受命之意。天命不常意思是上天所授予的大命不是固定的,并不是永远地保佑某一个或某一个王朝。周公在执掌周王室政权期间,详细阐明。解释了夏商周的更替是天命不常的表现。是古代的政治家和思想家第一次在理论上用发展变化的观点对于朝代更替的社会事实所做的解释。通过天命去解释社会历史的变革,试图把以往发生的社会历史的变革归结于某种规律性的东西。这一思想放映了商周之际人们认识水平的进步,对于强化周王朝的政治统治起了很大的作用。
2、至德之世:庄子把自己的理想的社会成为“至德之世”或者“无何有之乡”。其“至德”实际上也是老子所说的“道”的体现,至德的根本特征就是“自然”,整个世界原初混沌状态是人类社会至善至美的境界;人生活在蒙昧状态下,人与人间没有任何形式的交往。庄子对于理想社会的设计与老子的思想方式基本一致。庄子否定有史以来人类一切文明的价值,其结果,庄子的政治思想必然与人类社会的发展方向相违背。
3、汉初黄老思想:汉初,黄老思想成为西汉统治者的政治指导思想,对于恢复社会经济。重振西汉王朝的国力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黄老思想的社会背景是建立在秦末的政治经济严重破坏,内忧外患的基础上。主要内容有:①无为而治,与民休息,通过“清静无为”的政治指导思想恢复经济和实现社会稳定的政治期盼。②文武并用,德刑相济。 “无为”是要改变秦王朝的暴政,继承了道家黄老学派和法家的“无为”的同时也主张用儒、法等德教的治国思想,以便有效的治理国家,主张文武并用。③罚不轻薄,约法省刑,相对秦朝的暴政,包含着去苛从宽,删繁就简,实行罪罚相适应的理论。④轻徭薄赋,以农为本。通过减轻农民的徭役,大力发展农业生产,促进社会经济的恢复和发展 。这一思想奠定了“文景之治”盛世的到来。
4、唐初居安思危思想:贞观集团的成员们原本是隋朝的臣民,他们目睹了隋王朝灭亡,还参加了推翻隋政权的战争,这样触目惊心的事实引起了李世民君臣的反思,以隋亡为鉴成为他们思考治国方略的一个起点。隋朝灭亡的原因有:①奢侈无度②杜绝言路③用人不贤,小人掌权。唐太宗掌权后,魏征时刻告诫其要居安思危。李世民能正确看待并牢记心中。贞观集团的居安思危的思想使他们能吸收隋朝的灭亡教训,并为他们实行儒家仁政德治政策提供了认识的前提。
5、小国寡民:这是老子理想的社会。具有以下特征:①国家的规模狭小,人口稀少。②人们在极其原始的状态下生活,没有一切可以用于社会生产与生活的器具,文化极不发达,人们依然留在结绳记事的水平上 ③在老子设想的理想社会里,人们没有知识,没有欲望,对于原始质朴生活十分满足。④国与国之间,人与人之间没有任何交往,过着十分封闭的生活。老子所设想的理想社会否定人类社会在长期的历史实践中积累起来的一切文明成果。这无疑不符合人类社会不断发展的事实。但,在老子倒退的历史观的强烈的社会批评精神,有一定的积极意义
6、兼爱:这是墨家墨子全部整治思想的理论基础。墨子认为战国时代国家的兼并,社会动荡的根本原因是由于人与人不相爱。因此,他也就把人与人之间兼相爱看作是解决一切问题的根本途径,以为使人们“兼相爱,交相利”是制止社会动乱的根本办法。即是取消人我之间的界限,不受社会关系的限制。墨子所说的兼爱,实际上是无差别、均等的爱。墨子的兼爱是抽象的爱,脱离了现实生活的兼爱,实际上是不可能的。
7、法术势:以君主利益至上为出发点,韩非主张君主应该法、术、势兼用。法、术、势三者相辅相成。法和术是人主统治臣民的工具,而势则是运用法术的前提条件。法是法律,是用来统治全体人民的工具。而术是君主驾驭群臣,用阴谋的手段考察群臣的手段,用术愚弄臣民。势是权势,是君主所掌握的生杀予夺的权力,是君主运用法和术的前提。其内容是利用群臣的好利心理,操德和刑二柄达到统治目的。韩非法、术、势的政治理论是以加强君权、维护君主权力为出发点的极端专制主义理论。一旦实施,就是苛政。但是,其中对于君臣间的揭露是真实的,对于历史进化过程的认识,也较为接近历史实际。
8、独尊儒术: 西汉繁荣时期,思想的多元化与国家集权之间的矛盾日趋突出。汉武帝根据本阶级的利益和实际政治需要选择了儒家的思想,并起用了儒生,任儒生为高官。董仲舒的《春秋》为政治指导思想提供了理论论证。运用儒学的尊君、礼制等级和忠孝思想维护君主权威,儒家的德治教化束缚人们的思想的重要手段。通过汉武帝的擢拔,儒学终于与政权相结合,以后经过历代君主一再确认,儒学始终占据政治指导思想,成为中国传统思想的主流。
9、道统论:韩愈的道统论是基于其排佛倡儒的需要而提出来的。它的中心思想是儒家一向倡导的仁义道德。韩愈进一步提出,儒家之道不仅仅止于道德自觉的层面,不仅仅是一种内心的境界,而是要体现在具体的行动上,所谓仁存乎内,义见乎行,心和行的统一才是道的全部。儒家之道是道德与政治一体化的最高原则。
10、敬天保民:由于天命不常,上天只保佑那些有德的人,天的意志又只能从民情中反映出来,因此,敬从天命,怀保小民是周公政治思想的核心内容。周公任务做到敬天保民需要做到:①牢记商王朝灭亡的历史教训,不能贪图
安逸,荒怠政事。②体察民情。③要慎用刑罚。周公的明德慎罚、敬天保民的思想使商周之际特定的历史条件下的产物。周公在对待天命的态度上是敬天从命,但又不盲目地依从天命。这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中国传统政治思想的人文主义的发展路向。周公强调从民情知天命表明他重视民众的力量以及民众在社会政治生活中的作用,这一思想实际上开启了后代重民思想的先河。
11、性三品说:韩愈发展了儒家的人性论。人性的具体内容是“仁义礼智信”五德,按照是否具有和具有多少五德情况,将人性分为上、中、下等,相应的有三品之情。他认为人性是天赋的,不易转移,但可以通过后天的教育改造。这种改造的效果与可能因人性品级不同而有差异。上品之性自然向善,不用教化,中品具有善因,可通过教化使之向善。下品人不可教化,只能用刑。韩愈的人性论对以往的人性学说都做出了重要改造,对封建统治起到了重要作用。与佛教的人性论形成对立。
12、性善论:是孟子对人性问题的看法。孟子认为人性善,人皆有不忍人之心,这决定了人善的本性。性善是人类社会群体生活的前提,是人类社会全部政治、经济制度的基础。关于人性善的根源,孟子认为不是来自人的后天习得,而是产生于先验的无差别的良知良能。性善的基本内容就是理和义,表现为敬长和爱亲。孟子的人性论揭开了人性的一个侧面,有一定的合理成分,但是对于人性的认识从根本上是片面的,它忽视了社会实践对人性的决定作用,忽视了人的社会属性,孟子所说的人性是抽象的人性。
13、性恶论:荀子认为人性恶,并认为人的本性是先天造就的,否定社会环境对人性的决定作用。荀子从人的感官欲望、权势欲望的无止境说明了人性恶、人本性好利。由于人恶的本性,破坏了社会秩序和财产关系的稳定,社会道德也因此沦丧。所以,荀子认为,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应使人的欲望得到满足,在社会政治生活中要时时刻刻抑制人恶的本性,同时,他主张在社会实践中矫正人的本性,化性起伪,最后达到善的境界。
1.儒家学派: 儒家学派的创立者是孔子。他继承了西周以来的文化传统,整理并编定了《诗》、《书》、《礼》、《乐》、《易》、《春秋》等六部典籍,这些典籍后来成为儒家经典,称为“六经”。孔子提出了系统的政治学说,创建了儒家学派,他成为儒学的祖师。儒家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除孔子外,有孟子、荀子。 儒家学派的主要特点有三:其一、祖述尧、舜,宪章汤、武,尊崇先王之道。其二、崇尚礼义即尊卑上下等级秩序,重视伦理道德在政治中的作用。政策原则倾向于人治、德政。其三、尊崇孔子。无论儒家中的哪一个支派,对尊奉孔子为祖师。
2.道家学派:我国先秦时期的一个很有影响的思想流派,对后世也有深远的影响,创始人是老子,庄子也是代表人物之一。道家学派的政治思想大体上可以分为三个层次:一是政治哲学,核心问题是关于道的认识;二是政治主张,包括无为政治、政治理想国方面的认识等;三是社会政治批判思想。道家学说在先秦诸子之学中显得颇有特色。
3.墨家学派:我国先秦时期形成的一个很有影响的思想流派,墨子是其创始人和主要代表。墨子的学说以历史观为理论基础,注重实用。在政治思想上,墨子的主要主张是尚同、尚贤。尚同是墨子关于政治体制的认识,尚贤是墨子关于人事管理或政治录用问题的基本主张。
4.法家学派:作为一个有影响的思想流派,法家兴盛于战国时代,代表人物有申不害、商鞅等。韩非是法家学说的集大成者,他将法家学派的法、术、势理论融为一个体系,旗帜鲜明地主张君主专制。法家思想在当时成为秦国改革和谋求统一的指导思想。
5.孔子:孔子生活在春秋晚期,是儒家学说的创立者,中国历史上最著名的思想家和教育家。孔子一生主要从事教育活动,继承了西周以来的文化传统,整理并编定了《诗》、《书》、《礼》、《乐》、《易》、《春秋》等六部典籍,成为儒家经典,被称为“六经”。孔子提出了以“仁”、“礼”为核心的、系统的政治学说,创建了儒家学派。汉代起始,儒家学说成为政治指导思想,孔子也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象征。《论语》是研究孔子政治思想的主要资料。
6.贾谊:我国西汉初期有影响的思想家,政论家,是西汉初年儒学复兴的代表人物。贾谊政治思想以儒家为主,辅以法家,在中国传统政治思想上具有重要地位。贾谊对秦兴亡的历史进行了总结与分析,写出了著名的政论文章《过秦论》。他继承和延续了先秦以来礼的思想和先秦儒家的民本思想,主张实行礼治,强调民的地位和作用。贾谊关于强秦二世而亡教训的总结和重民思想等对于后世政治思想的发展有着深远的影响。
7.董仲舒:我国西汉早期的著名思想家,被誉为当时的儒学宗师。董仲舒着力阐发了儒家典藉《公羊传》中的王权大一统思想,又吸收了墨、法、阴阳等家学说,形成了有自己特色的理论体系,即天人合一政治论。董仲舒促成了汉武帝独崇儒术,使儒家思想成为汉代统治者的政治指导思想,并以儒家学说统一思想文化,这对中国历史有着重要的、深远的影响。
8.王通:字仲淹,隋末唐初促进儒学复兴的主要人物,也是儒学转型发展中的重要人物。王通的政治思想以儒为主,也有佛道成分,体现了南北朝以来思想融会合流的趋势。王通的思想代表了儒家政治哲学由秦汉以后的天人感
应论向天道自然论的转化,他的王道理想及其复兴儒学的努力影响了一代人,同时也为贞观之治的形成奠定了思想根基。
9.独尊儒术:西汉汉武帝时期由董仲舒提出并为汉武帝采纳的旨在用儒家学说统一当时思想文化的政治措施。汉武帝即位后采纳了董仲舒的建议,以儒家学说统一思想文化,作为政治的指导思想。此后,儒学即上升为政治指导思想,并成为中华传统文化的主体。儒学独尊地位的确立是中国政活思想演进中的一件大事,对中国社会各个方面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10.柳宗元:字子厚,唐代著名政治家、思想家、文学家。在政治思想上总结了对国家体制的认识,主张政治革新。为维护中央集权、振兴唐朝,柳宗元作《封建论》一文,总结了理论界长期以来关于分封与郡县的论争,系统论证了郡县制优于分封制,其取代分封制是历史的必然趋势,结束了汉魏以来在这个问题上的长期争论。同时,他的民本思想对传统思想有突破之处,反映了他对民众疾苦的深切同情。
11.李觏:字泰伯,北宋中期著名思想家教育家。针对当时严重的社会政治危机,李觏在理论上提出了富国强兵的思想。李觏对财政经济问题关注较多,以揭示义利的内在统一性、肯定谋利求欲的合理性为理论基础。提出了较系统的富国主张。李觏为化解社会危机,富国强兵而进行的理论探索为之后的王安石变法提供了有益参考,是王安石变法的先声。
12.王安石变法:北宋熙宁年间,王安石在宋神宗支持下推行的一系列改革措施,这里的“法”不仅指法律,也包括政府政策、指导思想、政府规章等。王安石前后共执政几年,在任内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政治改革,其内容涉及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等方面。王安石提出了较全面的政治改革思想,并全力实施,对增强宋的国力,巩固统治起了一定的作用,影响巨大。但他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宋朝积贫积弱的问题,在实践中也有不少负面影响。
12.李贽:明朝时期的思想家,著作很多,有《藏书》、《续藏书》、《焚书》、《续焚书》等。他因思想罪被捕入狱,自杀于狱中。李贽提出“童心说”和自己的是非观。否定了天理、圣人、经典的权威性,肯定私利,痛斥道学虚伪,表现出强烈的批判精神,是异端思想的代表人物。李贽强调个性、主体性、自由思维,主张多样化,对于打破束缚、解放思想有积极意义。
13.黄宗羲:明末清初的思想大师,政治思想方面的著作有《明夷待访录》等。他从政治体制的高度对秦汉以来的政治进行深刻批判,揭露了君主专制给人民生活、社会发展和政治生活本身造成的巨大损害,表现出强烈的批判性。由此出发,他就改造政治体制、理顺政治关系提出了许多创见,不过他并未彻底否定君主,只是君须为天下、养万民。黄宗羲思想是对传统思想的批判性继承,有具有时代特色的积极因素,对清末维新思潮的形成起了一定的作用。
14.龚自珍:我国晚清时期的思想家。龚自珍爱国忠君,头脑清醒。他震惊于深重的社会危机,于是针砭时弊,鼓吹改革。但由于种种局限,他既提不出切实可行的改革方案,也找不到实现改革的社会力量。他疾呼衰世已到,倡言改革,社会影响很大。龚自珍是我国传统政治思想的最后一位代表人物,此后中国社会和政治思想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15.老子:道家的创始人。老子姓李,名耳,字聃,又称老聃,楚国苦县(今河南鹿邑)人。任东周守藏史,为周王室管理图书典籍。老子生活的时代与孔子相同,但年纪要长于孔子。老子的著作有《道德经》,一名《老子》,分为上、下两篇,是道家思想的代表性著作。《老子》全文约五千字,言简意赅,思想深邃而富有智慧,政治主张的核心是无为政治。
16.韩非:祖上为韩国贵族,他拜在荀子门下读书,极为刻苦。韩非看到韩国日渐削弱,非常忧虑,他发愤著书,探索救国图强的道路。但他的主张并不为韩国的君主所采纳。后来韩非来到秦国,很得秦王政的赏识,却遭到李斯的忌妒和陷害,冤死狱中。韩非是法家学说的集大成者,他将法家学派的法、术、势理论融为一个体系,旗帜鲜明地主张君主专制。韩非长于著述,今有《韩非子》五十五篇传世。
17.李斯:楚国上蔡(今河南上蔡)人。曾师从荀子。入秦后,先为客卿,后升至廷尉。统一中国后,任丞相。秦始皇死后,与宦官赵高奉胡亥为帝。后被杀。 李斯是秦帝国政治制度和统治政策的主要制定者,他积极实践了法家思想,同时也推动了法家思想向着极端化方向的发展。李斯的极端化政治思想主要有两方面内容。一是坚持思想文化专制;二是提出“督责之术”。前者排斥广大士人们,从而削弱了秦帝国的社会基础。而且李斯颁布《焚书令》,毁掉了文化典籍,禁锢了人们思想,更是中华民族文化的千古罪人。后者强化了君主的个人独裁,阻遏了统治集团其他成员参政议政的可能,这就使得秦统治者的统治与应变能力急剧下降,最终导致了帝国的速亡。
18.玄学:玄学产生于汉末,兴盛于魏晋。当时,政治动荡不已,统治阶级内部的争斗异常激烈、残酷。士大夫们既热衷名利,又想寻求精神慰藉。思想上,儒家思想衰落,老庄之学复兴。玄学因而得以兴起。玄学推重《老子》、《庄子》、《周易》,称之为“三玄”,又注重对抽象“玄理”的阐发,因而得名“玄学”。玄学不重研究具体政治社会问题,而专心于本体问题上的思辨,但并不脱离政治,有着重要的政治意义,是一种政治思潮。
19.韩愈:韩愈,邓州南阳(今河南孟县)人,是唐代著名文学家,古文复兴运动的集大成者。郡望昌黎(今辽宁义县),谥文,故世称韩昌黎、韩文公。他早年境遇艰苦,唐德宗贞元八年(792)进士及第,在政治漩涡中几起几落,官至吏部侍郎。韩愈也是唐中叶著名思想家。在政治思想上他坚持维护儒学正统地位,排斥佛老,提出道统论,性品说。有关论著主要收入《韩昌黎文集》。 韩愈以儒学正统的继承者和捍卫者自居,不遗余力排抑佛老,但对佛老又有借鉴和吸收,用以改造儒学,开理学思潮的先声。在政治上,他较保守,维护君主专制,反对革新,但又重视人才,奖掖后进,关心民生,有积极的一面。
20.民本:民本思想认为:“君依于国,国依于民”,国为君之本,民为国之本,在君、国、民三者中,民是最基础性的要素。所以在政治上要以民为本,围绕民本来制定和执行政策。
21.范仲淹:范仲淹,字希文,苏州吴县(今江苏苏州)人,宋朝著名政治家、军事家、文学家,著作有《范文正公文集》。宋仁宗庆历三年(1043)任参知政事,与欧阳修等在皇帝支持下进行改革。改革官员的选拔与管理制度,减少冗官,提高效率,是范仲淹等人所发动的庆历新政的主要内容。他提出了“明黜陟”、“精贡举”、“抑侥悻”等改革措施。 范仲淹对军事问题也很重视,他强调军事工作的重要性,重视对军事人才的选拔。尽管在守旧官僚的排挤下,庆历新政虽然很快夭折,但改革的呼声并未就此沉寂,反而更为高涨,更大的改革在酝酿之中。范仲淹和李觏为之后的王安石变法在实践上和理论上提供了有益参考,是王安石变法的先声。
22.程颢、程颐:程颢,字伯淳,河南伊川(今河南伊川县)人,世称“明道先生”。程颐,字正叔,程颢之弟,世称“伊川先生”。北宋时期理学的主要创立者。他们政治上都反对王安石变法,学术思想也大体相同,被称为“二程”。其著作主要有《河南二程全书》。二程曾师从周敦颐,但并不拘泥师说,对理学的贡献超过其师。他们将理提升为最高范畴,提出天理说。理学亦因此得名。他们长期讲学于洛阳,故其学被称为“洛学”。
23.理一分殊:理或称道、天理,是理学思想的核心范畴、最高范畴。理是本体论层次上的范畴,其它范畴均为理所统摄。理学家以理为天地本原,万事万物皆由理派生。 理一分殊的概念是二程率先提出的。二程说,“天下物皆可以理照,有物必有则,一物须有一理。”万事万物都有自己的理。同时它们各自的理又都根源于天理,是天理的具体体现。朱熹也说:“伊川说得好,理一分殊。合天地万物言,只是一个理,及在人,则又各自有一个理”。理一分殊解决了一与多、同与异的对立统一问题,使儒学理论严密化。 理、理一分殊在政治上的价值就是为儒家伦理纲常和等级秩序提供了精巧论证。
25.王艮:初名银,字汝止,号心斋。泰州安丰场(今江苏东台)人。少时,因家贫辍学,参加煮盐劳动。十九岁后,开始经商,家境渐宽。王艮也得以专心研究学问。他潜心自学达十年之久,初步形成了自己的思想,并开始讲学。正德十年(1502),王艮赴江西拜谒王阳明,并投入其门下,学习王学。王阳明卒后,王艮自立门户,授徒讲学。王阳明心学在流传过程中发生分化,形成十多个不同流派。其中以泰州学派最具特色。该学派发展了心学的世俗化倾向,并倡导平等思想。王艮是泰州学派的创始人。 王艮素来不喜著述,所以流传下来的作品很少。其子孙及门人编有《心斋王先生全集》,清人又编为《明儒王心斋先生遗集》。
26.王夫之:字而农,号姜斋,湖南衡阳人。出身于儒学世家。组织过匡社。参加过武装抗清斗争。失败后,隐居衡阳石船山,潜心著述,自称“船山遗老”,因而被称为“船山先生”。其著作主要有《张子正蒙注》、《周易外传》、《读四书大全说》、《读通鉴论》等,有《船山遗书》。王夫之及其思想在当时并不为人知。二百年后始被发现,并受到高度评价。其成就主要集中于政治哲学方面。 王夫之精研儒学,对佛道有深入的理解,在对各家思想融会贯通的基础,综采各家,形成了内容丰富、庞大的政治哲学体系。其要点有:理势关系与通变思想——认为时、事、势、理都不是一成不变的。因此,因时而变法就是自然和合理的;理欲合一的观点——理欲都是自然的产物,因而欲的存在有其必然性、合理性,理欲可以并行不悖,和谐共处;道器统一——道为本、器为末,器具有普遍性,道器相须,两者有机结合。 王夫之是传统政治哲学的集大成者。他对传统思想进行了系统梳理和总结,达到了中国古代政治哲学发展的最高峰。在近代其思想的价值为人们所发现和承认,对推动中国社会政治思想的变革和进步起了积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