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稿·SPECIALREPORT

重庆、上海和武汉是中国长江沿岸的三个最大的区域经济中心城市，具有较大的相似性。第一，这三个城市的经济社会规模相似。据统计，重庆、上海和武汉的生产总值对全国GDP的贡献分别为1.65%、4.89%、1.26%。尽管上海的生产总值是重庆的三倍，但重庆的人口却是上海的两倍。三者占全国人口比例分别为2.13%、1.04%、0.63%。第二，自2000年以来，它们的生

在重庆“八大投”所参与投资建设的项目中加以贯彻执行。在传统的“自建制”模式下，项目投资、建设、管理都由政府一方来承担，容易形成以下弊端：一，由于是政府自建自用，约束性不强，容易使工程出现“超投资、超规模、超标准”的现象；二，缺乏有效的运作和监管机制，滋生腐败；三，每个项目都要临时组建团队，磨合期较长，往往缺乏专业化的基建工作经验；建设管理效率和工程质量较低。而新的“代建制”能够克服上述种种弊端。一方面，“代建制”提高了工程建设效率。例如，2006年一年内，高发司实现了同时建设18个项目、共计1156公里高速公路。另一方面，“代建制”也确保了程建设管理“四制”和“首件工程认可制”，高质量地完成了所建项目。

4.风险管理

(1)“三个不担保”。首先，“重庆模式”构建了防范工程质量。高发司严格实行“菲迪克斯”条款、国家工

产总值和固定资产投资规模都有了相似的迅速发展。生产总值年均增长率分别为11.1%，12.09%，13.41%；固定资产投资的年均增长率分别为24.13%，13.35%，19.33%（见图1）。第三，它们各自对基础设施投融资体制进行了改革，形成了各具特色的改革模式。

1.与“上海模式”的比较

上海基础设施投融资体制市场化改革起步最早，是中国东部地区较为成功的一种模式。其改革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20世纪80年代中期到90年代初，以建立举债机制为重点，扩大政府投资规模。第二阶段：90年代中期，以土地批租为重点，挖掘资源性资金。第三阶段：90年代后期，以资产运作为重点，以市场化的方式，吸引社会资金投资。在此期间，上海也对投融资体制进行了改革：（1）改变了过去计划经济体制下财政直接投资的单一模式。所有建设项目，都以项目公司的方式，实行市场化运作。（2）改变过去建设运营混合模式。对轨道交通等实行了投资、建设、运营、监管四个分离，在这些环节中引入竞争机制。（3）改革垄断行业。近几年来，上海打破了自来水、煤气等自然垄断行业的垄断，加强市场竞争。这样，上海城建投融资体制改革总体上实现了投资主体由单一到多元、融资渠道由封闭到开放、投资管理由直接到间接的转变。

“上海模式”与“重庆模式”都改变了传统的政府财政直接投资模式，实现了融资渠道的多元化，项目建设的代建制，以及间接的政府投资管理。但是它们主要有两点不同：第一，市场化程度不同。“上海模式”的投融资市场化程度较高：十年仅土地批租筹措资金达1000多亿元；向外国政府、金融机构融资高达32亿美元；十年累计发行企业债券120亿元；社会资本参与程响力不同。“上海模式”中的政府主要起着投融资方向的引导作用，政府干预程度较少，而“重庆模式”中的政府对城建投融资起着主导作用，政府干预程度较大。

与“上海模式”相比，“重庆模式”的市场化程度相对较低（表3）。“八大投“的壮大有赖于政府各种资本金的集中注入。此外，与东部地区相比，西部地区基础设施建设项目造价高，回收周期长，盈利水平低。由于度高，很多项目社会资本比例高达70%。第二，政府影

系统性信贷风险的“三个不担保”的防火墙。第一，财政不给投融资公司提供融资担保。这主要为了防范市级财政债务风险，也为了保护银行金融机构。第二，投

资集团之间不能相互担保。每个集团都有一定信用，但如果相互担保，一旦某个集团出现问题，就可能牵涉到其他集团，形成系统性风险。第三，投资集团的专项资金不能交叉使用。各投资集团均有一些专项资金，这些专项资金必须专款专用，不准在投资集团内部交叉挪用。

的经营方针，以防止经营风险和财务风险。第一是净资产与负债的平衡。投资集团一般把净资产与负债的比例维持在1∶1左右，即把资产负债率控制在50%左右。第二是现金流的平衡。现金流的良性周转可以提高投资集团的短期偿付能力，也能保证日常经营的正常运转。第三是投入产出平衡。在接受政府部门下达的具体投资建设任务时，投资集团会考虑资本实力、融资能力，落实项目的投入产出或投入资金来源平衡。

(2)“三个平衡。“重庆模式”还确立了“三个平衡”

三、“重庆模式”与其他模式的比较

图1

重庆、上海、武汉的固定资产投资变化趋势

（单位：亿元）

资料来源：历年《重庆统计年鉴》，《上海统计年鉴》，《武汉统计年鉴》。

受这些客观因素影响，“重庆模式”的投融资市场化程度较低：所借外债较少；企业债券规模较小；

民营资本

国际经济评论2009.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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