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词曲五首》教学设计(诗词曲五首九年级下册原文)(5)

《辞典》之说，颇有值得商榷之处：

诚然，杜牧“通晓政治军事”，曾精研“治乱兴亡之迹，财赋兵甲之事，地形之险易远近，古人之长短得失”(杜牧《上李中丞书》)，善论兵，作《原十六卫》《罪言》《战论》《守论》等篇什，注《孙子兵法》，着实有“经邦济世之才”。然而笔者认为，也正是因为这些，才让他的《赤壁》诗显示出异乎常人的灼见卓识。

乍看起来，杜牧的观点似乎有悖常理，让人“很难想象”。但若将其放到当时的具体情境中去考察，倒是反经合义的。

周瑜，作为江东的三军统帅，面对曹操咄咄逼人的气势，一反张昭等人“降曹”之意见，毅然主张“联刘抗曹”，其主观动因多在于他那“宁可玉碎，不愿瓦全”的个性与节操;至于胜败之数，莫说周瑜，恐诸葛亮也难以料定(毕竟《三国演义》中的“神算”出于虚构)。曹操深谙用兵之道，其军事才能远在周瑜之上，决不可能不顾兵家大忌而贸然用兵;周瑜所谓曹操用兵的“数四之患”，“将军擒操，宜在今日”云云(见《三国志·周瑜传》)，只不过是为“长我士气，灭敌威风”，意在坚定孙权抗敌决心的策略而已。无论是从当时的天下大势还是从曹操的一贯韬略看，只要不出现意外变故，应该说这次战役曹军是稳操胜券的。

曹操这位建安时代最为杰出的政治家和军事家，自初创以来至赤壁之战前的历次决策中，尚无“失算”之纪录：

建安元年(196)，李傕、郭汜兵洗长安，汉献帝仓惶逃出关中，沦落为无人收留的“破落户”，曹操独具慧眼，遂迎献帝入许，“挟天子以令诸侯”。而后，便轻而易举地取得了洛阳以东的大片土地。

此时，群雄并起各霸一方，曹操占据中原腹心地带，四面受敌，倘若处置不当，将会成为众矢之的、瓮中之鳖。然而这位老谋深算的战略家却方寸不乱，从容应对着各种复杂局面，以稳健的步伐向四面出击。

建安二年(197)，他假天子诏令招抚关中，韩遂、马腾俯首听命，未动一兵一卒便首先稳住了西方。同年，他亲率大兵进攻南阳，收俘了距离自己最近的张绣，铲除了心腹之患。

他实行屯田制，保持了中原一带的社会稳定并解决了军粮问题;他广招贤才，知人善任，“战将如云，谋士如雨”，军事力量不断壮大，为扫平四方作好了充分准备。同时，他采用笼络与离间相结合的方略，让雄踞于徐州一带的刘备、吕布以及盘踞淮南的袁术之间相互攻杀，没费多大气力便相继灭掉袁术、擒杀吕布、击走刘备，平定东方。

建安五年(200)，官渡一战曹操以弱胜强大败袁绍，然后挥师北上，迅速扫平袁绍残部，占据了河北冀、并、幽三州大部分地区。建安十二年(207)曹操乘胜北征乌桓，并招降了割据辽东的公孙康，至此，曹操统一北方。对于曹操略定北方的举措，杜牧在一篇军事著述中曾给以高度评价：“魏武举官渡，三分天下有其二。”(《罪言》)

建安十三年(208)，曹操挥戈南下直捣荆州，开始实施其南方战略。他深谋远虑，精心部署，妙尽机权：稳扎稳打且雷厉风行，以数倍于敌的兵力造成强大的攻势与威慑力;先夺荆襄，然后顺江而下，扫平江东，一统南北。

荆襄之役颇为顺利，割据荆州的刘表新逝，其子刘琮率部归降。其间，尽管一度遭到寄居于新野的刘备之阻击，但因寡不敌众，诸葛的几囊小计并未阻挡曹军的大踏步推进，曹操很快地在荆州稳住了脚跟，接着便拉开了赤壁大战的序幕。

直至赤壁大战，曹操这位常胜将军、无敌英雄方才确确实实地遭遇到一次最惨重的失败。败因何在?──这是赤壁之战留给后人的一个疑窦，杜牧以《赤壁》诗形象化地点破了疑窦，展示出自己的超人之见。

后人在论及曹操的失败原因时，总爱强调曹军的“劣势”与孙刘联军的所谓“优势”，诸如曹军“远来疲惫，不服水土，不习水战”，而孙刘得“地利、人和”等等。然而，倘能摆脱前人既定结论的羁缚而去客观、具体地考察分析一下，你会发现，事实情况并非尽然。虽说北方士卒“不习水战”，但毕竟曹操刚刚收编了刘表的八万水师;虽说曹军“远来疲惫，不服水土”，毕竟曹操握有二十万大军(号称八十万)，即便因疾病、疲劳丧失一半战斗力，仍是孙刘联军仅有的五万人马所无法匹敌的。至于孙刘的所谓“地利”“人和”优势，则更是无稽之谈：虽说江东素有长江天堑作屏障，但此役则不然。诚如东吴老臣张昭所言：“今操得荆州，奄有其地。刘表治水军，蒙冲斗舰乃以千数，操悉浮以沿江，兼有步兵，水陆俱下，此为长江天险，已与我共之矣。”(《三国志·周瑜传》)况且，曹军居上游，联军居下游，“地利”实则转化为“地害”，这也正显示了曹操先取荆州的战略家眼光。至于“人和”，恐怕更谈不上了：孙权部下“皆望风畏惧，多劝(孙)权迎之，惟(周)瑜、(鲁)肃执拒之议”(《三国志·吴书》)，旷日持久的“和战之争”早已伤了江东和气;而孙、刘之间呢?则更是勾心斗角同床异梦，其间的联合，只不过是各为 …… 此处隐藏：1188字，全部文档内容请下载后查看。喜欢就下载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