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学者资中筠(6)

名有利，说一些逆耳之言就意味着可能失去很多东西。一方面觉得犯不上，一方面也没有信心。

所以，现在我感觉到沮丧和失望，我发现，最关心现实、最敏感的倒是80岁以上的人。如果不去想，本来大家都过得好好的，包括我在内。但是我们这代人都有这个习惯，非得去关心社会正义、百姓疾苦、民族前途不可，往远处多想一点，就忧心忡忡。遗憾的是，这样的人太少，而且形成不了一种共识和道义的力量。

现在还有一种现象很奇怪，就是极端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相结合，实际上是为专制主义服务。在经济实力增强之后，国学也热起来，好像这样就爱国了。其实，现在“国学热”受到鼓励是为了抵制普世价值。一百年来都是这样，每当改革到攻坚的关键时刻，老一套就又回来。接受了船坚炮利，接受了科技，接受了企业管理，包括某些生活方式都可以接受，但是需要向民主自由改革的时候，“国粹派”就出来了，反市场经济的民粹主义也出来了，他们说，我们国家原来就是很好的啊，甚至有人说自古以来就没有落后过。

问：您对现在的企业家阶层有什么看法？

答：我原来曾经寄希望于民营企业家。我认为，民营资本有了一定的经济实力之后，他们的自然诉求一定是要推动建立健康的市场体系和公平正义的法治。其实，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许多民族资本家都是有理念的，而且他们以实际行动推动中国前进。本来我曾经认为，等到民营资本壮大起来之后，也会往这方面做。而且第二代的民营企业家好多是“海龟”，应该有一些现代理念。可是现在我发现情况令我失望。他们要生存，非得跟权力勾结不可。那些勾结不上的，就没有安全感，不想好好发展，而是想趁着政策还允许，赚一大笔钱，看情况不妙就逃了，连创品牌的志气都没有。

为什么我父亲对国民党那么有意见？因为国民党利用权力与民争利。例如他最好的朋友范旭东是被宋子文气死的。抗战胜利后，范旭东恢复他的企业“久大”，要进口一批美国淘汰下来的设备，需要中国银行担保外汇，宋子文提出来的条件是他要控股，范旭东知道被控股就完了，一下子得了脑溢血，去世了。

现在出现不少“奸商”。每一个社会都有。但是一个法治健全的社会鼓励多数人做好事，使做坏事成本很高，风险很大。我们现在相反。有的企业家想捐钱自己搞基金会，做公益事业，要合法登记很困难，政府鼓励捐钱，甚至摊派，但钱只能捐给政府和官办的基金会。这一轮的国进民退，又威胁、打击了好多比较有思想的企业家。想收购就收购，想控股就控股，民营企业家能有安全感？没有安全感，能有长久的事业心吗？虽然也有个别的企业家在努力寻找空间做事，但是难啊，有人感叹说，他们是在“钻空子做好事”。

中国需要再启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