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学者资中筠(3)

然而文革时，资中筠和中国无数的知识分子的命运一样，被赶到农村，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她开始更多地思考与怀疑，在她已经做好长期当农民的心理准备时，中美关系出现了转机。基辛格秘密访华之后，外文干部上调，资中筠回到了北京，在“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中负责对美工作，参加了尼克松访华以及随后陆续访华的美国人的接待工作，包括参众两院领导人访华团。封闭的国家开始慢慢地与世界接触，1975年邓小平的复出更让知识分子们看到了希望，一年后邓小平再次被打倒，人们在失望之余却进一步摆脱了个人迷信。

1979年1月，中美关系实现了正常化。和人们习惯的说法“改革开放”不同，资中筠认为更准确的说法应该是“开放改革”，因为“如果没有开放，我们关起门来是无法实行改革的。而对外开放，很大程度上就是对美国的开放。在中国开放改革的进程中，中美关系正常化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对中国的改革开放起到了关键作用”。

也是在1979年，资中筠第一次访问了美国。1980年，她决心退出送往迎来的工作，从事学术研究，在她的要求下，先到“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美国研究室，开始专业从事美国研究。后来又在当时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李慎之的邀请下，应聘到中国社会科学院新组建的美国研究所任副所长，三年之后担任了所长。

她珍视“独立”二字，只希望能以独立学人的身份立于世，她告诉笔者，“所以1991年我就坚决辞去所长的职务，因为在所长的岗位上，有很多不自由。不是行政上的不自由，而是你必须说你不想说的话，或者是去贯彻你不赞成的指令。于是我下决心：在尽可能的范围内，我要自由。”

对自由的追求越来越渗透进她的思想，而让这位睿智的老者现在忧虑的，也正是目前中国知识分子群体缺乏独立思想和独立人格。

访谈知识分子为何丧失了自信

问：上世纪50年代，无数知识分子被“改造”过来了，包括许多大知识分子。到底是被迫的，还是自愿的，或是出于功利的考虑？

答：从外部讲，当时那种压倒性的大气势没法抗拒；从历史讲，一百年来中国知识分子第一位的追求就是国家富强，共产党诉诸知识分子的家国情怀。毛泽东一句 “中国人从此站起来了”，几乎打动了所有的人。大家认为，共产党能够救中国，共产党能够使得中国强大起来。在这种前提下，党说我们需要改造，我们就诚心诚意接受改造。因为广大劳动人民是那么苦，是他们养活了我们，让我们享受优越的生活，所以我们都有一种原罪感，而且越来越自卑，只能老老实实的接受改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