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西方管理哲学思想的差异
发布时间:2021-06-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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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ory Research
学论
理★★★★收稿日期:2015-01-19
作者简介:叶珊珊(1992-),女,湖北随州人,硕士研究生,从事管理哲学研究。
东西方管理哲学思想的差异
叶珊珊
(华中科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武汉430000)
管理哲学共同探讨一个问题,即关于管理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而在现实的管理领域中,西方管理哲学由于其专
业化、系统性、
制度规范性等原因,一直处于主流地位。然而,具体哲学总是适用于具体的环境。东西方政治、
经济、文化等都有自己的独特性,
不同区域的管理也应该区别而论。区分东西方管理哲学思想的差异尤为重要。
管理哲学产生于一定的政治、经济、文化环境之中,
同时,又对一定的政治、
经济、文化环境具有反作用。东西方管理哲学都具有实学性,
即都是为了解决实际问题而提出来的。但是,由于东西方环境的区别、人们思维方式的差
别、理论基础的差别等,
其管理哲学也存在着一些具体的差别。
一、分别基于民本和人本的哲学前提
民本思想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重要思想,
从《管子·牧民》中的“政之所兴,在顺民心,政之所废,在逆民心”
,到孔子提出的“节用而爱人,
使民以时”的思想,发展到孟子的“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仁政思想,无不是告诫统治
者要“爱民”“利民”,与民同乐,即管理的重要内容在于
“以民为本”。在东方社会中,
“家庭”是重要的社会组织细胞,因而东方“以民为本”的管理中渗透着群体本位的思想。
“民本”中的“民”本就属于一个群体的概念。
群体本位强调以群体为中心,
以群体利益为核心利益,即集体利益优于个人利益。此外,
它还强调个人对家族、社会等群体的责任、义务和贡献。
而在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熏陶下,西方管理哲学以“人本”为前提,强调的是个人主义至上的管理思想。所谓
的“人本”是相对于
“神本”“物本”而言的。也就是说在管理中,人是一个个活生生的个体,是各种实践活动中的主体而非客体,人是管理的出发点和目的,而不是工具和手段。
因而,在现代西方管理中,
管理者更注重被管理者个人主观能动性的发挥,
注意为管理对象创造有利于激发他们创造力的环境和条件。曾经西方管理学界认为,
群体本位与工业是格格不入的,它不利于人的独立创造性的发挥。荷兰的文化大师吉
尔特·霍夫斯坦特还用定量分析法,
得出一个结论:一个国家的自由主义的程度与该国的贫富差距有很大的关系。20
世纪70年代,日本和亚洲
“四小龙”的经济腾飞推翻了霍夫斯坦特的结论,使得人们对群体本位和个体本位重新进行深度的思考和认识。特别是80年代,企业文化使群体本位在现代管理重点地位上升到一个新高度。
二、非系统性与系统性
东方的文化圈是一个典型的儒家文化圈,
东方各国都深受华夏文明的影响。而儒家文化或整个中国传统文化,都是在着重探究社会国家治理以及个人修身之道。在整个传统的东方儒家文化圈中,没有专门提出管理哲学的论著或文章,就连修身齐家治国之道也是零散地分布于各大思想家的论著之中。但是,我们不能因此否认东方文化中没
有管理哲学。事实上,
东方管理哲学渗透于关于道德、国家等建设的思想之中。比如“人之初,性本善”
这句最为人所普遍了解的命题,包含着对人性的判断,而正是在这种
“性善论”的儒家思想的官方指导下,
以中国为代表的东方国家从古至今都强调“以德育人”“以德感人”“以德服人”[1]
,
体现在国家管理上,就是强调一国之君要作
“贤君”,而不能作“昏君”。正是后人对这些思想的整理和总结,
构成了整个具有东方特色的管理哲学。它的原始文本虽不成系统,却依然对管理哲学思想具有重要的意义。21世纪的今天,在世界经济特别是发达国家的经济都找不到突破口的情况下,中国经济却得到飞速发展,呈现出风景这边独好
之势。与此同时,
中国的管理哲学也成为世界管理学界所关注和研究的热点问题。
与东方管理哲学的非系统性相反,西方管理哲学体现出很强的系统性。西方不仅有专门研究管理的管理学家,
而且他们形成了各大管理哲学学派。二战后,
孔茨在美国的《管理学杂志》上发表了《管理理论的丛林一文》
,他将摘要:东西方管理哲学的主要区别在于:
东方管理哲学基于民本的哲学前提,而西方管理哲学基于人本的哲学前提;东方管理哲学具有非系统性,而西方管理哲学具有系统性;东方管理哲学偏向思辨性,
而西方管理哲学偏向实证性;东方管理是一种宏观管理,而西方管理是一种微观管理;东方管理哲学体现出一种情感管理,而西方管理哲学着重于制度管理。
关键词:东西方;管理哲学;
差异中图分类号:C93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5)09-0042-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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