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成功之人的为人处世

曾国藩一生为官为将帅，待部下唯以一个“诚”字取胜，且强调“诚”必须出自内心，谓之“血诚”。

曾国藩强调：“精诚所至，金石亦开，鬼神亦避。”他简直把“血诚”作为自己建功立业的根本与基石。

曾国藩不仅要求自己“须有一诚字，以之立本立志”，也处处以“血诚”要求与约束自己的下属。他常常告诫自己：“知己之过失，毫无吝惜之心，此最难之事。豪杰之所以为豪杰，圣贤之所以为圣贤，便是此等处磊落过人。能透过此一关，寸心便异常安乐，省得多少纠葛，省得多少遮掩装饰丑态。盗虚名者，有不测之祸；负隐匿者，有不测之祸；怀忮心者，有不测之祸。天下唯忘机可以消众机，唯懵懵可以衤发不祥。破天下之至巧者以拙（诚），驭天下之至纷者以静。”

“文员之心多曲，多歪，多不坦白，往往与武员不相水乳。必尽去歪曲私衷，事事推心置腹，使武人粗人坦然无疑，此接物之诚也。以诚为之本，以勤字、慎字为之用，庶几免于大戾，免于大败。”

曾国藩正是以诚取信于兵将，因而他最终取得大成功。

总之，“血诚”是曾国藩为人处世统军治政的一条重要原则，也是一种至关重要的精神力量，曾国藩以此领军，上下精诚团结协力同心，所以能取得最后胜利。而且，正因为有此精神作支柱，所以他的部将多忠心耿耿，宁死不投降，没有一人背叛过他。反之，太平天国领导集团内部没有血诚精神，以致相互勾心斗角自相残杀，军心离散溃乱，其后期连上将韦俊等多人也相继投敌，后更有八王叛杀谭绍光之举，使好端端一座杭州城，不费一刀一枪便拱手让与宿敌，实令亲者痛仇者快而遗恨千古。

后来，蔡锷编辑《曾胡治兵语录》时加上了一条足以警醒国人的按语：

“吾国之心，断送于‘伪’之一字。吾国人心之伪，足以断送国家及其种族而有余。上以伪驱下，下以伪奉上，同辈以伪交，驯致习惯于伪，只知伪之利，不知伪之害矣。 由伪生疑，由疑生嫉。嫉心既起，则无数恶德从之俱生，举所谓伦常道德皆可蹴去不顾。呜呼！伪之为害烈矣。军队之为用，全恃万众一心，同袍无间，无容有丝毫芥蒂，此尤在有一诚字为之贯串，为之维系。否则，如一盘散沙，必将不战自焚。社会以伪相尚，其祸伏而缓；军队以伪相尚，其祸彰而速且烈。吾辈既充军人，则将伪之一字排斥之不遗余力，将此种性根拔除净尽，不使稍留萌蘖，乃可以言治兵，乃可以为将，乃可以当兵。”

曾国藩酷爱读书，志在功名。功与名，是曾国藩毕生所执著追求的。他认为，古人称立德、立功、立言为三不朽。为保持自己来之不易的功名富贵，他又事事谨慎，处处谦卑，坚持“花未全开月未圆”的观点。因为月盈则亏，日中则昃，鲜花完全开放了，便是凋落的征候。因此，他常对家人说，有福不可享尽，有势不可使尽。他称自己“平日最好昔人‘花未全开月未圆’七个字，以为惜福之道、保泰之法”。此外，他“常存冰渊惴惴之心”，为人处世，必须常常如履薄冰，如临深渊，时时处处谨言慎行，才不致铸成大错，召来大祸。他总结自己的经验教训，说道：“余自经咸丰八年一番磨炼，始知畏天命、畏人言、畏君父之训诫。”还有，他始终认为：“天地间唯谦谨是载福之道。”他深刻指出：趋事赴公，则当强矫；争名逐利，则当谦退。开创家业，则当强矫；守成安乐，则当谦退。出与人物应接，则当强矫；入与妻奴手享受，则当谦退。若一面建功立业，外享大名，一面求田问舍，内图厚实，二者皆盈满之象，全无谦退之意，则断不能长久。

道光年间，曾国藩在北京做官，血气方刚，年轻气盛，加之一路顺风，平步青云，傲气不少，“好与诸有大名大位者为仇”。咸丰初年，他在长沙办团练，也动辄指摘别人，尤其是与绿营的龃龉斗法，与湖南官场的凿枘不合，想起在南昌与陈启迈、恽光宸的争强斗胜，这一切都是采取儒家直接、法家强权的方式。虽在表面上获胜，实则埋下了更大的隐患。又如参清德，参陈启迈，参鲍起豹，或越俎代疱，或感情用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