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维迎：中国市场化改革的下一步(3)

张维迎：中国市场化改革的下一步

市场与改革

我再谈一下对改革的看法。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公有制和私有制经济，有什么不一样?过去我们理解，公有制财产是集体的，私有制财产是个人的。其实我觉得这个理解有问题，我们实际上要看权利的依附。在任何一个体制之下，权利都是人行使的，除了人还有什么能行使权利?唯一不一样的是，在公有制下权利是依附在职位上的，在私有制下权利是依附在财产上的。我觉得，这是惟一的区别。由此我们可以理解农村开始的变革：农民有了权利，可能就不理当官的了。以前我在农村的时候，要去外地还要人民公社开证明。后来我有了权利，就可以自由旅游了。

在国外和国内都有一种观点，认为中国改革证明产权理论是错误的，或者说对产权理论构成了挑战，我觉得这是不对的，中国改革没有对产权理论形成任何挑战。

第二点是，我想强调一下中国改革的过程，包括哈耶克研究的市场法制秩序。很多改革不是人们精心设计的，而是改革当中逐步形成的，有的是自下而上，有的是我们当初认为错误的东西，有的变成我们改革最终的积极力量。我觉得这本身就反应出市场的固有魅力。在中国改革过程中，一直存在争议，“摸着石头过河”等，可能受到的批评较多。我觉得，你如果可以设计一个市场经济，你就不需要市场经济。我们需要市场经济，恰恰因为我们不能设计。这个过程中，邓小平推倒第一张骨牌，非常重要，但后面演化出来的东西，是人们不断积累所形成的。

例如价格改革，我很清楚，上世纪80年代的价格改革是怎么进行的，不可能计算出一个正确的价格，价格是计算不出来的，如果能合理地制定出价格，那就不存在价格了。最终，市场本身走出了它的路，实行了“双轨制”，1992年之后彻底放开了，这就是顺其自然的结果。中国改革最有意思的经验，就是善于利用自发的力量，将自发的东西最后慢慢合法化，这是改革一个比较重要的成功的方面。我觉得邓小平的改革思路和哈耶克的理论是非常相似的。他谈到“摸着石头过河”，走一步，看一步，这不是因为我们无能才这么做，大家都是这样的。苏联用整体设计的方案来做，出了问题。苏联的财富收入差距比中国还要大得多。其改革的目的是平均分配，但无法做到完全平均。有的人拿到的股权不值钱，他就扔了。有的人拿到的股权非常值钱，他就暴富了。关于改革，我特别想强调这两点。

经济学的未来

第三点，我再强调一下未来的增长问题。亚当·斯密写的《国富论》是研究国民财富的性质与原因的，而后来的经济学忘记了很多基本的东西，研究分配问题而不是增长问题。看亚当·斯密的书，其实很简单，财富怎么增长?靠创新和技术进步，包括生产力的提升。过去200年间，由于市场分工的存在，人类技术进步得最快。也可以从这个角度来理解中国，中国在过去30年的发展中，利用外部市场，参与全球分工，这一点做得相当好。

下一步的问题，可能就是发挥我们国内市场的潜力。亚当·斯密1776年说，中国国内市场的规模并不亚于所有欧洲国家的总和。在人类历史上，没有一个国家在工业化起飞的时候人口占到世界人口的20%。英国200多年前占世界人口的2%，美国起飞时是5.5%左右，而中国是在占世界人口20%的规模上来完成工业化的。我还算了另外一个指标——GDP。很有意思的是，按国家来算的话，广东排到世界第18位了，比印尼、南非、波兰都要大。河南在中国各省中排第五，在世界上排第37，比新加坡、马来西亚这些国家都要大。

我要提几个问题。一个是国有企业规模太大，国内市场的潜力就无法发挥。地方政府一主导，交易成本就会非常高，发展潜力就没有了。我还想强调一下，现在老是说“扩大内需”，这是很不对的。国内市场和内需不是一个概念，内需是宏观经济的概念，国内市场是微观经济的概念，扩大内需是政府做的事，开放国内市场是企业家做的事。现在这两个概念混淆了，好像我们扩大国内市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