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社区治理模式的理想型构_合作网络治理

　　　　　　　　　　　　　　　　　　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10年第5期

公民社会的不自主性和政府自上而下调控的不足。“许多集体行为的问题只通过个人行为无法解决,但是由遥远的国家调节或间接的政治民主程序也不容易解决。相反,社群的自我调节,结合民主国家及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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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构的权威,倒可以使问题得到解决。”

治理作为一种新型的国家与公民社会的关系,它体现了国家与公民社会合作关系建立的可行性,只有国家与公民社会实现合作和互动层面上的治理,相互协调相互促进,经济增长、政治稳定和社会进步的和谐才成为可能。

二、城市社区治理的理想模式:合作网络治理

社区治理成败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能否恰当处理政府与非政府组织间的合作关系问题。在有关社区治理主体问题上,人们的认识曾经并不一致并因此形成了三种不同的观点:第一种观点可称为政府干预怀疑论。这种观点认为政府对社区的干预不仅会扼杀社区其他组织和居民参与社区发展的积极性,而且会助长其依赖观念,削弱社区成员自我照顾的意识。因此,政府干预怀疑论者主张严格限制政府的权力和资源。第二种观点可称为政府干预论。这种观点认为,一味强调个人选择或市场供给的做法往往使穷人、少数人群和社会弱者的利益受到损害,只有通过政府相关部门的综合努力才能有效解决这一问题。因此,政府介入社区发展特别是对经济投资和福利等领域进行干预是十分必要的。第三种观点即社会参与论。社会参与论者倡导社区成员尽可能广泛地参与社区公共服务与管理,试图通过广泛的社区参与培育社区成员对社区的责任意识[5]。事实上,社区治理既离不开政府的介入,更离不开社区自治组织、第三部门和社区成员的参与。艾波特认为,政府与社区组织的作用受制于特定的社区发展背景,其中主要是政府的开放性和决策的复杂性。一般而言,政府的开放性越大,社区参与的作用就越大,同时,社区发展过程中,必然涉及到各种类型的决策,决策越复杂,社区参与的可能性越小,而政府介入的必要性就越大。根据这种关系,可将社区发展领域划分为四个部分,即排他性领域,对抗性领域,包容性领域和一致性领域。(见右上图)

如果我们对艾波特的观点作进一步思考,艾波特只是对社区领域作了一个初步划分,指出了社区领域的一些特性,他留给我们思考的问题是社区治理的领域究竟在哪里?

哈贝马斯在对“公共领域”这一具有划时代意义的范畴的讨论中,一方面强调其中应当“公私分明”

,资料来源:Abbott:SharingtheCity:Community

ParticipationinUrbanManagement,London:EarthscanPublicationlad.1996年出版,第124页。

公共领域不允许被私人化和专制化。另一方面,他又明显感到公和私的二元紧张模式有悖于其交往动机,于是提倡“大公无私”,想使公共领域成为一个中介机制,用以调节自我与他者,个体与团体、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张力。“社会的国家化与国家的社会化是同步进行的,正是这一辩证关系逐渐破坏了资产阶级公共领域的基础,亦即国家和社会的分离。从两者之间,同时也从两者内部,产生出一个重新政治化的社会领域,这一领域摆脱了‘公’与‘私’的区别,它也消解了私人领域中那一特定的部分,即自由主义公共领域,在这里,私人集合成公众,管理私人交往中的共同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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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

受哈贝马斯的启发,另一位著名学者黄宗智先生提出:“我认为,比较妥当的做法是采取哈贝马斯的建议,依照在国家与社会之间存在一个两方都能参与其间的区域的模式进行思考。为了确切把握这一居间区域而又避免在使用哈贝马斯公共领域概念出现误用和混淆,我想建议使用‘第三领域’(thirdrealm)一词。这样一种概念还可以阻止把第三区域化约到国家或社会范围的倾向,我们将首先承认国家与社会两者在同时影响着第三区域。据此,我们可以讨论国家或者社会或者两者一起,对第三区域的影响,但却不会造成这一区域消融到国家里或社会里或同时消融到国家与社会里的错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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循着哈贝马斯与黄宗智的逻辑,我们可以认为,社区治理的公共领域不应是把国家与社会对立起来的领域,而是国家与社会都参与其中的领域。这一领域同时受到国家与社会的影响,但又不消融到国家或社会里或同时消融到国家和社会里,它不再陷入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