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干扰设备，摄像头则监控着考场中考生的一举一动等等；在制度上也做足了功课，主客县监考，作弊严重者，成绩归零次年禁考等等。但道高一尺，魔高一丈，面对这些严厉制裁措施，总有一些人铤而走险，高科技作弊手段让人防不胜防，频繁出现的内鬼能轻易而举地攻破制度的防线，更为令人担忧的是，作弊已成一个产业。

作弊与反作弊的关系，就像收益与成本的关系，当投入的成本远大于收益，作弊自然就会减少。所以《刑法修正案》将考试作弊纳入追究刑责的范围，这无疑是对有组织的作弊行为的震摄。就本次作弊事件而言，真正令人感到意外的是作弊的理由——担心孩子用脑过度，于是找人作弊，所谓诚信在这里根本就不在考虑的范围，相反“只需支付1000元的报酬”才是考虑的重要因素，看到了收益却没有考虑风险，慌不择路饥不择食，此诚信丧失之鸩也。 更令人唏嘘的是，“英雄孩子”的背后总站立着一位“英雄母亲”，对于替考一事，作为母亲的何女士坚称是自己执意行事，与女儿小琪无关，把一切的罪责都揽到自己身上，企图为女儿开脱，这样的母爱可谓“伟大”，但同时又是扭曲的，致人迷幻的，让孩子无法认清自己的责任所在，这样的“身教”注定难以开出美丽的花朵，此爱之鸩也。

在母爱的驱使下，两杯“鸩酒”让母亲迷失了方向，让孩子辨不清是非，这样的教育无疑是失败的，又如何能够止得住“诚信的饥渴”，又如何能够给孩子带来有益的影响，看来，只有法律的制裁，才会让一些人迷途知返。

“心疼女儿找替考”糊涂的爱经不起推敲

作者：杨朝清

因爱女小琪自小患有胰腺瘤，担心女儿在艺考时用脑过度，母亲便找来替考女子。替考人承诺在帮其考完3门之后，只需支付1000元作为报酬。但在第二堂考试中，连续的指纹认证失败，让监考老师发现不对劲。近日，记者从四川南充警方了解到，小琪母女因涉嫌考试作弊将被追究刑责。（12月21日《华西都市报》）

教育公平具有起点公平的意义，是社会公平的重要基础，可以使人们通过自身努力，提升参与平等竞争的能力，这有助于促进社会纵向流动。然而，规则意识和公共精神的缺失，让中介、“枪手”、学生家长形成了一条畸形的利益链条；替考让少数人从中获利，却极大地破坏了教育公平。只有在失范和非失范之间建立有效的隔离地带，对替考“零容忍”，才能守卫机会公平，拨亮教育这盏希望之灯。

《触龙说赵太后》中有句名言：“父母之爱子，则为之计深远。”不同社会阶层生存生态的鲜明反差，让许多人渴望“争上游”；而向上社会流动的渠道不够畅通和多元，高考依然是不可绕行的“独木桥”。在一个讲究学历“出身”的社会里，为了让孩子有一个更好的“出身”，一些家长不惜剑走偏锋——当孩子因为先天或者后天因素难以在高考中获得好成绩，少数家长便将“希望的稻草”寄托在“枪手”身上。

女儿自幼身患疾病、担心女儿在艺考时用脑过度，便去寻人“替考”；这样的悲苦叙事表面上契合“父母心”的传统伦理，却经不起法律的推敲。艺考作为高考的重要组成部分，除了对残疾考生给予一定的“弱势补偿”以外，对所有的考生讲究一视同仁的原则。“心疼女儿找替考”的说法，显然是一种亲情裹挟下的是非不分、公私混淆。

父母对子女的爱可以无私，却不能没有节制和底线。如果父母之爱没有边界，难免会进入制度、法律和人性的危险地带。高考在本质上是一种公共性、竞争性的人才选拔制度，考验的是考生本人的知识学习和综合素质；本应自力更生的事情却让“枪手”代劳，这样的越俎代庖，显然是对社会底线的逾越。

法国作家司汤达曾说，“只要一轻率，人就会犯糊涂”。许多父母并不缺乏对子女的爱与关心，可是他们对爱的理解存在偏差，对爱的表达也存在着偏差。“心疼女儿找替考”的母亲或许是一个好母亲，但她在其他领域的角色扮演或许会遭遇“差评”。

在法治中国建设不断深化的当下，提升对法律的理解与认同，已经成为一个迫切的现实